作者：孙甘露
鉴于两岸三地的历史处境，张爱玲或可被视为“间谍小说家”——我是指格雷厄姆·格林式的作家。她的故事通常被不自觉地阅读为变局中的爱情；她的日常性，或者说《红楼梦》式的对日常琐事、家庭关系的不厌其烦的解析；她抖床单似的翻转的弗洛伊德式的压抑、冲动（哦，二婶），沉溺似的藏匿于日常生活之中；她津津乐道琐碎之极的细枝末节，很像是自我掩护的职业习惯；衣饰（黄子平有过精湛的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衣饰问题》）；饮食（点心、器具、留客加菜的习俗等）；方言（嗳！当九莉用上海话以“嗳”这个词答应邵之雍，你可晓得九莉有多么可爱辛酸），《小团圆》前半部分的纷繁杂乱——某些过于追求宽阔视野的间谍小说的通病——因邵之雍的出现瞬间厘清，以小说人物盛九莉推想孤岛时期（上佳的间谍小说的背景）的作家张爱玲，以上海乡音加北京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来阅读这部小说，这种多声部的默念下，出现了我读过的中文小说中最为酸楚沉痛的爱情表白。注意那个“嗳!”（如果你确信荀桦在电车上夹过九莉的腿，逻辑上也可以相信燕山说九莉“讲上海话的声音很柔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海女孩用来应答、认同、承受、拒绝、沉思、承诺的这个词，这个混合着温柔、执著、喜悦和抚慰的词，就从口语中逐渐消失，只剩下字典上的词义。
张爱玲壮阔的身世背景和苟且偷生似的游走于人际利害和世俗渴望的百般纠结的叙述，因九莉的微笑和那一声轻微的应答获得了解脱和澄清。此前李安拍摄的影片《色|戒》的配乐（另一处的声口）非常有助于了解《小团圆》中九莉的感受，一如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之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且，依宋以朗的记述，张爱玲同意宋淇的顾虑，暂时把《小团圆》搁置时，继续写作的正是《色，戒》。《小团圆》中九莉由内地而香港、而上海的辗转经历，很像是因太平洋战争而在远东大城市间游走的具有身份掩护的人。当然，这一切都是象征意义上的。
也许可以将九莉看作是王佳芝的日常版本，一个影子人物的日常体验，或者说，张爱玲通过《小团圆》和《色，戒》这互为小说和传记的两部作品（张爱玲在回复夏志清要她写写祖父母和母亲时提到，“好在现在小说和传记不分明”），提示我们小说家的秘密身份，正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间谍。仿佛克里斯蒂娃所说，作家作为她的母语中的陌生人，她内心的语言是需要被翻译的。她仿佛不再信任她的母语。“在传达人我关系的（不）可能性时，异国的语言未必亚于母语。”（王德威）依我之见，广义的翻译似乎也包含着对母语的不信任，一种因白话文运动催生的对其自身再造运动的不满？在此处，对内心的翻译和对现实进程的翻译与对语言改造的翻译汇成了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