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情爱”的纠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母题，牵扯着政治、性别、欲望、快感、道德、权力、知识等等的复杂纠葛。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旧题新作，条分缕析，以女性主义的视角，为我们生动呈现与阐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革命叙事”与“情爱故事”相激相成、此消彼长的全新面向。
至少从汉代开始，个人情愫就开始逐步被纳入到国家机制，用于“美圣德”的教化用途。即便是到了商品繁盛的明朝，“纵乐的困惑”依然明显。情与理的对抗，本真与正统的竞争，铺演出一番另类的革命史。明末江南，秦淮的欢乐转头成空，个人的颓废却因时代的不周，意外地得救，李香君喋血桃花扇，冒辟疆隐遁水绘园，凡斯种种，逸乐与政治交织，浮浪与兴亡与共，正史外史，不妨都以情史归纳。从晚明入晚清，时序更易，文字的表述却仍游走在忠贞节烈与不堪入目之间，兀自寻找着自圆其说的可能。“狭邪”与“革命”多重变奏，淫逸无行反成救国盛举，寓教于恶，既荒唐又悲壮。到后来，都一一刻入“革命＋恋爱”的公式。杰姆逊轻轻一句“民族寓言”，岂可囊尽个中春秋？
在此语境中，刘剑梅从晚清出发，重点考察二十年代后期“革命加恋爱”公式创立以来的小说政治，凸显的乃是文学与政治、性别、欲望、历史的互动关系。刘剑梅借用福柯“多元历史”的观念，强调“革命”与“爱恋”间的互动演变关系，“革命加情爱”的文学现象充满了异质，无法简单地用因果逻辑来解释。有时我们只能视之为一种“表演行为”，一种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的主题重述。
如果说，讨论公式发明人蒋光慈，及擅写“乳房之舞”和革命“新女性”的茅盾已不再新鲜，那么，作者对洪灵菲和华汉的讨论则补充了文学史对这种公式化写作的粗糙概括。洪灵菲与华汉的作品不乏五四浪漫主义的余绪，革命的左翼作家从未彻底剔除过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认同，个性与欲望每随国家、政治的际会屡起屡仆，却始终回荡不去。不仅此也，刘剑梅对新感觉和海派“革命加恋爱”的解读，也委实让人眼前一亮。李欧梵以“颓废”、“浮纨”解其质，史书美用“炫耀现代”定其性，而刘剑梅却从文学商品化的角度来考察，发现这些作品只是觉得描写革命中的恋爱故事有利可图，便故意让其泛滥。在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笔下，“革命加恋爱”的主题重述被移植进色情化、感观化语境，完全与无产阶级大众的社会现实相分离，情色置换了进步，革命变成了商品。
长久以来，男性作家将女性的躯体视为欲望的源流，总是任意地填充各种想象的材料。她们或是性感尤物，或是革命女性，解放的身体不是生命的所在，而是社会变革的风向标。刘剑梅一反这种男权姿态，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重新分辨政治与性别的不离不弃，让我们看到白薇、庐隐和丁玲，都以其写作和现实经历见证了女性身体的政治神话。白薇罹患疾病的身体，使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强调的不是现代的浪漫爱情，也不是狂热的革命浪潮，而是在这些浪漫的热情掩饰下的女性伤痕累累的身体与心灵，是女性无所皈依的迷惘，和幻灭后痛苦的尖叫”。庐隐所表现的“革命加恋爱”故事，充满了女性情谊和性别化的表述语言，充满了感伤和对死亡的迷恋。而丁玲本人的政治转变，使她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的左转倾向，通过放弃自身的主体性，丁玲最终站在了革命意识形态一边，使自己臣服于政治。
时移事往，到了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枝叶斜出的讲述可能变得微乎其微。刘剑梅对十七年小说的阅读，并没有把性别的含义理解成对政治权利的被动接受，而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流动性的结构，提出要将女性身体看成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所，借此来考察彼时历史语境中政治、性别及写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夫妇之间》、《在悬崖上》、《一个离婚案件》等小说的革命新环境中，爱欲也有细腻深入的表现；《创业史》中的改霞、《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豆》中的江玫，这些女性主体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政治管束的局限，与情欲力量的“死而不僵”。应当看到，无论是情节设置还是人物造型，抑或细节描写，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一种与政治的非稳定制衡结构当中。所有的作家都呈现出一种分裂特质，在个人情爱与集体愿望之间彷徨摆荡，不能割舍。这种矛盾性表明，虚构作为文学的本质，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听将令于外围的动因；而历史作为无序的存在，也不能被一种讲述所规范。即便是同一主题的复述，其中也充满变奏的可能。作为叙事的历史，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字表演？
文学与历史的对话，统一教导与多元表述间的协商关系，共同铸就了此书的启发价值，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段在政治、商业、性别诸因素牵绊下跌宕起伏的情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