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唐晓宛）近年来，宋以朗这个名字因为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而逐渐为人们所熟悉。宋以朗的父母宋淇、邝文美夫妇是张爱玲遗产的执行人，父母去世后，宋以朗接过这份工作，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几年来，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拓展了张爱玲文学研究的空间，也令无数张迷欣喜不已。最近，宋以朗推出《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以父亲宋淇、母亲邝文美为中心，在私家资料、家族记忆和公开资料的基础上，记录了他们与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人的交往。一时引起很多关注。
■ 宋家父祖何许人
在很多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近年持续不衰的张爱玲热，没有人会知道宋淇、邝文美这对普通夫妇，更不要说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但因为本书的出版，我们得以认识和了解宋家三代，而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是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藏书家、中国海洋科学先驱，曾先后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懂七国语言，专研西洋戏剧，是中国大学开设戏剧课的第一人。这样的身份和经历决定了宋春舫交往的人中不乏才智出众的名人。宋春舫家境富有，在杭州有两座私家别墅，合称“春润庐”，招待过章太炎、徐志摩、林风眠、胡汉民、宋子文等诸多名流。因为其常客是北大的教授，因而被戏称为“不挂牌的北京大学招待所”。据称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一度只要到杭州就住在春润庐。宋春舫朋友圈里另一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胡适。宋春舫1931年在青岛盖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名为褐木庐，收藏有几千册外文西洋戏剧图书，是当时青岛的一个文化地标。胡适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曾到青岛参观褐木庐，看到仅《哈姆雷特》就有五国文字版本。时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一向以收藏外国戏剧以及莎翁研究资料丰富而自豪，却为褐木庐藏书所折服。这里所有的书都是精装，有的甚至是小牛皮装订，烫金的书名闪闪发亮。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称赞褐木庐是他所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
《宋家客厅》一书的主角宋淇，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并留校任教。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在文学批评、红学研究、翻译、电影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宋淇与钱钟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除了书中重点介绍的他和张爱玲、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人的交往，宋淇与著名演员孙道临、黄宗英也是朋友，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写作剧本《弄假成真》，背后的支持者就是宋淇。他们之中很多人也给予了宋淇很高的评价，如“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钱钟书）；“古今少有的奇才兼完人与多方面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时代的博雅之士)”（张爱玲）。夏志清这样感谢宋淇：“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写下张、钱二大章，最早的灵感都来自宋淇兄。”诗人、翻译家吴兴华则说：“亲爱的朋友，我常想在我一生不多的幸运事件中，我之认识你可以算是最大的。”本书提及的一批珍贵手稿和书信，不但反映了宋淇和这些文化精英彼此的友谊，也展露了各人的思想性情，因此呈现出20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 揭开疑问的谜底
本书详述宋淇与张爱玲、傅雷、钱锺书等人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不乏史料价值，其中不少内容言及了读者感兴趣的问题，破解了长期以来不少疑团和误解，特别是和张爱玲有关的一些热门话题，诚如评论所说“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
2010年网上流传了一篇据说是杨绛的采访，说“钱锺书跟夏志清说，你怎么把我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捧啊？钱锺书也对我说，我们都说她是下三烂。她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恶心死了。”钱锺书杨绛真的说过张爱玲“下三烂”、“恶心”吗？对此，很多张迷当然十分“介意”。在本书中，宋以朗从私人书信进行了一番考证。结果似乎确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没有真凭实据，宋以朗还在家中找到一本1991年出版的日文现代文学选集，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宋以朗认为，如果杨绛真的公开说过“下三烂、恶心死了”，她肯定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和张爱玲并列。
很多关于张的传记都认为张离开大陆后半生很悲惨，为了绿卡嫁给一个大自己很多的老头。宋以朗考证结果并非如此。1955年，张爱玲是以中国专才难民资格去美国，事实上，张爱玲一到美国就有了绿卡，住满五年可以正式入籍成为公民。张爱玲在1961年、1962年间经台湾来香港写剧本，拿的就是美国护照。在宋以朗整理出版的《张爱玲私语录》中，有张爱玲写给宋淇邝文美的信，谈到自己的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张爱玲的丈夫赖雅也写信说：“我只想向你们保证，与我一起她很安稳，永远都会这样美丽、开怀和睿智，这一切奇迹的发生，并不因为要互相迁就而改变。过去如是，今天亦然，直到永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感情的。
此外，关于张爱玲晚年是否生活拮据、穷得捡纸皮糊口，她“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到底有哪些”，“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
■ 展示情感与趣味
在记录宋淇夫妇与几位知名友人的交往故事中，作者大量引用一些通信，其中有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等，在宋以朗看来，对钱先生来说写这些书信是非常开心的事，因为不同于写公文，他可以开个玩笑。钱钟书给宋淇寄的最后一封信是1989年1月15日，信中写到了身体的休养情况，最后一句“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宋以朗认为，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类似的细节读来引人入胜。
有书评认为，本书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但谈到写作这本书的感想，宋以朗说，“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我之所以说出这些往事，不过想将一群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他们偶然擦身而过，或许连当事人也毫不在意，但在我看来，却有一种‘世界真小’的趣味。”这段话蕴含的情感与趣味，恰如本书留给笔者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