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记者 赵青新）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在1995年逝世以后，卡尔·波普尔却逐渐不为人提及。为什么？《20世纪的教训》或能提供部分答案。该书收录了波普尔最后几年的两篇演讲稿以及与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赛蒂的对话录。
开篇是华东师大政治系刘擎教授的导读，他以雄辩的姿态、缜密的阐析，论证了卡尔·波普尔的贡献和意义，刘擎说，“恰恰是波普尔的卓越与独特造就了他在思想界悖谬性的命运”，并引用布莱恩·麦基的评价，指出波普尔著作的通俗易懂和清晰的洞见“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本书是波普尔站在世纪的末尾、沐浴生命的暮光，回顾他对这个百年的看法，以及对自己一生成就的总结。无论西方社会思潮如何变化，波普尔都给20世纪留下了鲜明的独特的烙印。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西方近代以培根为开端，主张科学知识始于归纳法。波普尔的看法不同。他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举例来说，任何科学理论都表述为普遍陈述，如“任何两个物件都摩擦生热”，而经验所得的只是对个别事物的陈述，归纳法难以成立，如果反过来，通过单称陈述来否定普遍陈述，比如“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普遍陈述，可以通过“这只天鹅不是白色的”来否定。由此进一步，波普尔提出了关于科学与非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即一切可以由经验证伪或否的知识命题，才是科学的。波普尔的这一贡献，被评价为对于科学知识论中的归纳难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很显然它非常实际并且高效。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是访谈的重要内容，也是本书最有思想性的部分。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他看到了经济动力对社会发展的驱动，但他的基本理论模型有些一维化。波普尔认为，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宗教、文化、风俗甚至友谊都对社会生活有所影响。波普尔的某些言谈相当过激，这也是他被诟病，或许也是被遗忘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一开头就错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找敌人，而不是在找朋友。”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希望找出必须清除的敌人，于是责任被仇恨取代。波普尔把问题的症结往上推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评各种“理想国”，认为以一种信仰来作为政治行动的基础，这种绝对不变的理想固然很吸引人而且优美动听，却是危险而可怕的。因此，与其追求不切实际的“最大幸福”的理想主义原则，倒不如提出“所有人最少的可以避免的疾苦”。这种逐步工程和改良方法的社会改造方案，不符合20世纪疾风暴雨、狂飙突进的社会形势，这时候，波普尔显得太过保守。今天我们重读波普尔，发现这种激烈又保守的矛盾，是以一种格格不入的姿态，保持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独立。
波普尔对社会生活的微观方面也提了一些看法。比如，他批评大众媒体，“电视腐化人心，一如战争”，如果不能约束电视的影响力，它会带领人们冲下文明的斜坡。时至今日，互联网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电视的普及，波普尔在身后望不见目下的现实，但他的呼吁在网络时代同样需要警醒。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普尔有类似的担忧，但他说，我们要有一种“容忍的矛盾”，宽容异己，通过不断地批评来认识真理。这是一种批判的理性态度，波普尔以此来反对一切权威主义，提倡批评主义，提倡宽容一切批评的“开放社会”，反对压制批评与屈从于迷信、神话、权威和教条的“封闭社会”。
梁文道在《常识》一书里，把“常识”归宗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并且说“常识”两字包涵着丰富的意蕴。借此观照波普尔所论，皆不脱常识范围。“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这是刘擎对波普尔的评价，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