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记者 晓风）上世纪七十年代，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汉学界泰斗费正清、史学慈学习中国文化，期间，他对梁漱溟产生了研究兴趣。1979年，他的研究成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式出版。然而限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艾恺竟从未亲眼见过他的研究对象，也从未和梁有过任何通信往来。直到1980年的某一天，经多方联络后，艾恺才在北京梁漱溟的寓所见到了他多年研究并崇敬的对象———此时已87岁高龄的梁漱溟。其后的两周时间里，他每天到梁家两人对谈，后来，他根据录音整理出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人，被称为国学大师、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等。但如果简单地说，他一生不离学问，最早即是以学问上的建树而为世瞩目，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梁任公等亲自上门结识他，而他当时只二十出头，晚年，他依然坚持治学不辍，他一生的学问也是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一生始终伴随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他自己主动投身其中，也被动裹挟其中。作为一个典型代表，他坚持做到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了吗？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因为他一生都在钻研真学问，不曾随世俯仰，最为人所乐道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是唯一敢于公开顶撞神一样的伟大领袖的知识分子；但答案似乎又不尽然，因为他也曾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正是在与艾恺的对谈中，他把当年的顶撞领袖看成一个错误，怪自己“心太高、气太盛”，谈到现代史许多敏感话题，他也多有回避。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一直探究下去的了不起、独一无二的人物。但关于他的学问，他的知识分子的特质最好还是留给专家学者们去研讨和评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则不妨从普通的视角尝试观察他、了解他，比如关于他的伤心事。
在这个晚年口述中，艾恺问及梁漱溟文革中的遭遇，想知道这段一生中最大的挫折是否让他感到伤心。梁漱溟坦然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所经受的磨难：被批判，被抄家，被打砸抢。在抄家过程中，红卫兵霸占其家长达20多天，除了打人、罚跪等人身伤害，最令人痛惜的是，红卫兵将他家里所有认为反动的东西都烧了，以梁家的背景和梁漱溟个人的社会、文化地位，我们可以想见，有多少价值连城的东西就此被付之一炬，梁漱溟说：“我自己的、我父亲的、祖父的、曾祖的，有一些东西”，“烧，烧的灰一大堆，要把灰拿出去，一天都弄不完。”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口气是平淡的，艾恺问：“那当时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您心里在想什么呢？”梁漱溟的回答是，开头心里有点不愉快，可是很少的几天就过去了，就没有什么不愉快了，而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又开始搞研究写东西了。看到这里，我们不免要有艾恺同样的感慨“您真是沉得住气”，但梁漱溟却始终觉得“其实很没有什么”。这当然是和他作为一个佛教信徒有很大关系，梁漱溟一生积极投身社会改造运动，也从始至终研究并信奉佛教，这使得他能够真正以超然的态度看待一己的得失荣辱，如果我们对此有所了解，或至少认真读过他的这本晚年口述，就会明白，这并不矛盾。但另一方面，他也依旧有自己的伤心事，“如果有伤心的话，那就是我前头的太太，我的内人，她的死，我有一点伤心，因为我觉得她实在是很好，所以她死呢，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他也终究不是一个彻底的佛教徒，就像晚年，他虽然坚持将自己的佛教徒身份置于前面，但艾恺在多年深入研究之中，以至当面晤谈之后，对他的定位仍然首先是一个儒者，当然，不同于很多已经变了味的现代儒家信徒，在艾恺的眼中，这是一位“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的传统意义上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