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虽然未曾留下姓名，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放心吧，您为之捐躯的这片土地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4月5日，在抗日山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前，大学生张雪将一束鲜花轻轻摆放好，深深地鞠躬。

抗日山是我国唯一一座以抗日命名的山，由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军民于1941年兴建。园内安葬着1800余位烈士的忠骨，其中有102座无名烈士墓，长眠着318位无名烈士。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们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却没有留下姓名和照片。这些无名烈士既是抗日山上的特殊“群体”，又是海属地区人民武装力量的生命所在。

抗战时期，刘少奇曾指出：“建立根据地，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武装，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多多益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年海属地区各县在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为了保卫政权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都加强了人民武装建设——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滨海大队、海赣独立大队、赣榆县大队、东海县大队等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出现，涌现出了汤曙红、孙笃生等革命志士。他们参与打响了五里槐战斗，以及大大小小的敌后游击和反顽斗争，为海属抗战胜利作出重大牺牲，也为抗战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我的团长”汤曙红

参与组建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

汤曙红肖像

1938年春，抗日武装从小变大迅速形成规模。汤沟、李恒、陡沟、东西圩一带抗日武装就有六七百人。1939年上半年，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后改称陇海南进支队）和中共苏皖特委先后派周瑞迎、张克辛等从邳县来到汤沟组建部队。

4月10日，由张克辛宣读中共山东分局命令，将当地抗日武装组建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任命原沭阳县汤沟乡乡长汤曙红为团长。汤沟、南岗一带的武装，编为三团第1营，营长汤良智；灌云县上马台一支抗日武装编为三团2营，田保瑚为营长。沭阳东南部的武装编成第3营，原沭阳县三区区长江建农任营长。沭阳北部和东海的武装编为第4营，由东海县四区民校校长周晓江任营长。从此，沭阳、东海、灌云等县抗日武装都成了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了。

说到团长汤曙红，这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原名汤宜秀，1915年出生于汤沟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少时聪慧，刻苦好学，先就读于私塾，后入汤沟小学。14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中学，历二年转上海正风中学，后因家境贫寒，再转东海师范免费就读。学生时代的汤曙红，除奋发学好各门功课外，还广泛涉猎进步书籍，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洗国耻，振兴中华，赢得神州曙光一片，他在1933年毕业之前改名汤曙红，以表志愿。

汤曙红东海师范毕业以后，任教于汤沟小学，与汤明霞、汤化达等倡导成立读书会，把有爱国心的教员与众多热血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继之发表一些热情洋溢的议论，探讨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他提出“现在日寇占领了华北，以后我们苏北怎么办？我们能坐以待毙吗？”等问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点燃周围青年人心中的爱国火焰。

1939年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汤沟附近乡村一千多名群众在汤曙红等人的影响下手持长矛、大刀，肩扛铁叉、土枪，浩浩荡荡结成长龙涌向汤沟镇，涌向汤沟小学，自发地成立了汤沟乡武装自卫队。自卫队成立后，首先找恶霸地主汤大猴与其子国民党汤沟乡乡长汤宜逊交涉，逼迫他们把十几支枪交给了抗日自卫队。之后，汤曙红又派人找国民党区长交涉，要回汤沟乡群众扒六塘河所得的，被汤宜逊鲸吞的上千块方底钱。有枪有钱之后，汤曙红又借国民党选乡长之机，当上了汤沟乡长，自卫队的抗日活动频繁奏效。

1939年1月，中共苏皖特委组织部长李浩然，指派余耀海、孙朝旭到灌沭一带开展工作。早就向往共产党的汤曙红，像接待亲人一样欢迎余、孙两位同志，主动向他们谈思想，汇报情况，申请入党，改编自卫队。3月，经组织批准，汤曙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沭阳县委军事部长。初春，东、灌、沭、涟四县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汤曙红被任命为团长。 

作为党的一名军事领导干部，汤曙红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抗日武装的建设上来。汤曙红十分关心战士，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给战士们讲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抗敌故事与共产主义大道理，激励战士们的爱国热情与战斗志气。虽然部队生活艰苦，但官兵关系融洽，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为了扩大三团的政治影响，争取有利的交通环境，汤曙红亲自率领战士们西征，向五花岭一带开进。在行军途中，他严令不得用武力威逼百姓，要认真宣传抗日道理，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消除误会。战士们经常顾不得行军的疲劳，争着为群众做好事。老百姓深受感动地说：“从未见过这么好的部队！”  

与日寇的武装斗争

“五里槐”战斗点亮“燎原之火”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的成长壮大，是海属地区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展的见证，而坚韧不拔的共产党人，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充分依靠群众，不断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组建了更多人民武装力量。

1940年12月22日，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撤销涟灌阜边区办事处，同时决定灌云县游击大队与涟灌阜边区办事处的滨海大队合并，合并后部队沿用“滨海大队”的名称，属灌云县委领导。而赣榆县在八路军教导2旅第6团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1年3月建立了海赣独立大队、游击大队；4月，建立300余人的赣榆县大队。

路南东海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便拥有数十人的武装，担负着保卫县政权的任务，在斗争中队伍有所发展。1941年6月，东海县政府正式成立东海县大队。与此同时，中共赣榆特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还积极进行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利用各种关系，对赣榆较为开明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团结合作，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使朱爱周领导的赣榆县政府和军队倾向进步，走上抗日的道路。

而吹响了海属地区沦陷后主动抗击日军号角的，莫过于1939年7月初，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发起的“五里槐战斗”。“五里槐距离上马台也就几里地，离大伊山日寇大本营仅有二十华里，处于岑子河、涵养河与盐河的交汇处。它是日军灌（云）涟（水）潮河运输线的咽喉。”灌云县老党史专家王朝阳介绍道。那年上半年，三团侦察大伊山后，多方组织抗日力量，准备攻打日寇司令部，但由于国民党57军的动摇妥协，使得这一计划始终难以实现。而抗日的形势，又要求他们必须立即配合正规军给予敌人以打击。

为此，在汤曙红的带领下，陇海南进支队三团决定在五里槐伏击日军，点燃敌后抗日烽火。1939年农历五月末，得到“日寇将于农历六月初一由大伊山司令部派出全副武装的船队，沿盐河向南至涟水一带搜剿游击队”的情报后，三团立即投入战前准备工作。首先，三团参谋长江木青在全团挑选了四十九个精悍的小伙子。团部对战士们进行战前动员，用日寇从我灌河口登陆后烧杀抢掠的罪行，来激发大家的杀敌仇恨。

江参谋长考虑到：如果仗打响了，喊口令是听不见的，便特意挑选出一个能吹军号的号手。当时多数战士分辨不出其号音不同的含意，便临时规定：只有在撤退时才吹号。没有号响决不能撤退。号手紧跟在江参谋长身边，随时根据参谋长的指示向部队发号施令。为了增加力量，他们又联络了附近的土匪，头目叫贾锡福，要他带领三四十人参战。

是日拂晓，他们就进入伏击阵地，埋伏在涵养河西庄前的一个隐蔽处。贾锡福带人埋伏在河东。将近中午，听到水面上有马达声响，知道鬼子来了。战士们一个个凝神注目，平心静气，等待战斗。不一会，河面上果然驶来了敌船，继而后面的也衔尾而来。敌人共是四艘小汽艇，三只木船。除了最前一艘没拖木船外，其余三艘各拖着一只木船，排成一字驶过来。船上密集地坐着日伪军，他们头上戴着钢盔，嘴里叼着烟、敞着怀，一个个嬉皮笑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三团共分三个小组参战。第三组由陈开富带领。团里有一架德造提式机枪，射的是波式小子弹，枪重十三斤。用这种枪是要有相当大的体力的。他个大力强，这枪理所当然由他使用了。他随身带826发子弹，子弹重达29斤。此枪共有四个梭子，为确保弹力，他在每梭内只装40颗子弹（原该装50颗的）。等到敌船到了50米内，“打！”江木青一声令下，立即扣动扳机，向敌人射去，顿时，敌人乱作一团，嚎叫不断。

经过一场惨烈的搏杀，五里槐战斗最终取得胜利。胜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开了，沉寂的东灌沭抗日根据地顿时热闹起来。乡亲们烧水、做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战士们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娘家；群众见到战士们，就像迎接久出远门后重归故里的亲人。“五里槐一战彻底打破了少数人的‘日寇不可战胜’的错误论调，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抗日的序幕。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士气高昂，纷纷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王朝阳说。然而可惜的是，1939年7月17日，汤曙红为了团结抗日，只身前往汤沟乡公所，准备和国民党沭阳县常备大队长王绪五谈判，被王部第二保安中队长周法乾杀害，时年24岁。

毁家纾难打游击

他建立灌云第一支抗日基干队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沿海向内地蚕食——日本鬼子沿着灌河顺流而上，盘踞在义泽河两岸，时刻威胁着张店镇人民。而上马台村正好就在义泽河岸边，村民们离危险最近，他们需要武装起来，但这需要领导和资金。

1937年8月19日，在国共两党和平解放西安事变时达成的“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的协议下，孙海光从国民党苏州陆军监狱被释放后，返回家乡张店。他一回到家乡，就联络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恰好此时，1938年2月因领导民工暴动被关在南京的孙存楼回到了家乡，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投身抗日革命工作，领导并武装家乡人民，在家乡成立游击队，成立灌南地区第一个民众抗日团队“腊九社”。

武装群众需要枪支弹药，需要一大笔费用，找谁呢？与乡亲们商议后，他们想到了孙笃生——经营着连云汽车公司的实业家，同时也是孙存楼的二老爹。孙存楼释放回到灌云找到孙笃生说：“二老爹，我来找你老人家，想商量一件大事。”孙笃生忙问什么事。孙存楼说：“你能不能结束汽车公司，变通出一笔钱来买枪，到家乡组织游击队抗日？”孙笃生马上说：“好！中国人一定要组织起来打日本，我一直苦于没有共产党人来组织领导，不敢贸然发动。眼下你回来是最好了，我马上结束汽车公司，和你一起回去组织队伍抗日。”

送走孙存楼，孙笃生立即召集全体职工说明结束公司，变卖财产，买枪抗日的意思，多数人没有异议，但有人认为现在正是运输旺季，一天下来收入几百块，不如等过了旺季结束也不迟。孙笃生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已经明目张胆地大举入侵中国，现在是抗日第一，一天也不能拖了。”众人见他如此坚决，而且公司成员中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占大多数，抗日氛围很浓，立马达成一致。这是孙笃生第一次毁家纾国难，用变卖汽车公司的钱买来大量枪支子弹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

“他第二次毁家纾国难是1939年日本侵略军在灌河口登陆之后。”灌南县资深党史研究者王开忠说。日本入侵苏北，原打算从连云港入手，岂料遇到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损失大批人员物资后不得不放弃进攻。经过休整策划后日军改为从灌河口登陆，从南面迂回进攻连云港。日军登陆得逞，张店岌岌可危。此时孙笃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灌云县三区基干队（以下简称基干队），已发展到百多人。但是面对强敌入侵，这支队伍显得力量薄弱。

张店的水陆通衢地位和殷实的农商经济早已是日军觊觎目标，沦入敌手只是三五天的事情。在紧要关头，孙笃生与基干队的孙存楼、武永嘉、钱天素等共产党员几经商讨决定拆毁全镇所有砖瓦房，让日本兵在张店找不到住房和可用的砖瓦。孙笃生先从自己做起，率先拆毁自家的二层主楼、东西厢房和南房十余间，并举家在茅草屋栖身。他的行动再加上宣传教育，几天下来张店砖瓦房通通成为一片废墟。“这给敌人要来张店筑据点添不少困难，也为孙笃生组建的抗日武装能活跃在盐河两岸，增添许多有利条件。”王开忠说。

军队建设不断壮大

用“智与勇”锻造“新的军魂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这是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断，这段话也揭示了地方武装对于发展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在。而抗战时期，海属地区活跃的地方武装力量，也为未来的军队建设和壮大，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撑。

众所周知，在海属地区长期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部队有八路军山东纵队2旅、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新四军第3师9旅、10旅等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集团军的前身就是曾在我市战斗过的新四军三师。而再往前追溯，其前身是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和红26军。抗战期间，红15军团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为首的军委，改任杨得志为代旅长，黄克诚为政委，后发展为第五纵队。1940年，黄克诚率该纵队大部进入华中地区，并在苏北与陈毅的新四军会合后，后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第3师进军东北，经过数次改编，屡立奇功；甚至从东北松花江一直打到广西镇南关。到了1949年，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后进攻中国南方，占领桂林、南宁等大中城市。而在抗美援朝中，作为第一批先期入朝的王牌军，在云山战役中，他们遭遇美军王牌骑兵1师——王牌对王牌，结果，首歼美军一个团，先后攻取了平壤、汉城两个“首都”，从而写下我军征战史上的传奇壮歌。

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不能说不是人民武装力量一步步壮大的见证。到了新时期，我国的军队建设也蒸蒸日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着眼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上，所强调的那样：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亮剑”精神一直永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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