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曾国藩家书》中《谕纪鸿》一文，内心颇受震动。在信中，曾国藩告诉9岁的儿子：“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价值观下，曾国藩自己身为大官，却不愿儿子为大官，这种精神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意义。
党的领导干部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思想境界、信仰追求应比封建时代的官吏高很多。但是在西方价值观诱导、社会不良风气侵蚀给党员干部带来思想冲击的现实情况下，“做君子不做大官”犹如一面镜子，值得领导干部对照自己，从为何做官、为什么人做官、如何做官中的君子等方面反躬自省。
对于优秀的共产党人来说，做官就是以身许党许国，就是为党解忧、为民做事。建国后，甘祖昌毅然从高位请辞,携妻儿回乡，带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做出了从农民到将军，再从将军到农民的超然抉择。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时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 在做官与做事的动机冲突中，邓小平抉择了做事。他们的选择，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为党分忧、为国尽职的坚强党性，体现出了高贵的“君子”的品格。这样的胸怀与格局让无数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追求无比坚定，从而把官做淡，把事做大，把人做好，照见的是为党为国为民的情怀，也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领导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那些受到老百姓尊敬和爱戴的领导干部，无不常怀公仆之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的面貌，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进行顽强斗争，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工作；谷文昌带领党员干部奋力拼搏，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山旧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领导干部时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奉献，却从不考虑索取与回报，人民群众怎么不怀念他们。这种一心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风骨，不正是党的领导干部“君子”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不仅要乐于做党和国家“顶梁柱”，做人民的“孺子牛”，还要有大视野、大胸怀，经常“检修”自己，祛除官风官气，防止滋生躁气、奢气和俗气。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一批贪腐官员相继“落马”，梳理其中一些“落马”官员的轨迹不难发现，那些走上违法犯罪、腐败堕落之路的领导干部，其进入仕途之初，莫不壮志凌云、兢兢业业，时间一长，便官气十足、骄奢淫逸，逐步失去了雄心壮志，丧失了理想信念，不作为、乱作为。
毛泽东在谈做官问题时指出，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领导干部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一方面要听真话、采诤言，“吾日三省吾身”，自我剖析改正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管得了自己，坚守“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只有这样，才能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筑牢信念之基，守住初心之魂，绝对忠诚于党。
有事业的生命才有质量，有作为的人生才有光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既有鲜花，也有荆棘，领导干部需常怀“赶考”意识，常修为官之德，常思为民之事，常鸣警醒之钟，常存浩然之气，只有永远为人民幸福而奋斗，始终心系万家灯火、情牵百姓忧乐，才能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才能做一名官中的“君子”，在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中提升人生的意义，绽放出生命最精彩的华章。（王维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