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刚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也是推动民生供给方式优化升级的新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并对“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提出一系列要求，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彰显了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发展数字经济重大机遇的深刻把握，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遵循。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硬件设施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多次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工业互联网、5G网络和数据中心就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支撑。工信部发布的《“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等重磅文件，旨在推动5G网络、工业互联网和数据中心加快形成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和水平更高的融合式发展态势，既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又培育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全国部分地区对5G、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链的打造已经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以平台、应用、网络、终端为一体的产业全链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明确要求，更加凸显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重要作用。例如，海尔集团的卡奥斯平台作为名列第一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精准对接供需双方需求，高效推动各类有效资源的配置和共享，赢得了业界普遍赞誉，成为工业互联网效能发挥的最好例证。由此而言，工业互联网的布局应用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空前渴求，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必将极大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化消费转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任何一种经济形态的发展都需要消费端的拉动，不然就会陷入供给侧与需求侧错位的恶性循环。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数字技术和网络设施等层面的底层硬件支撑，更需要广泛接受数字消费模式的消费群体和消费意识的促动，也就是需要数字经济的消费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实践中需要认真考量数字消费环境是否适应消费者需求的现实问题，因为在数字经济的消费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消费群体的数字化消费方式选择与消费意愿强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数字化消费方式和消费意愿的培育依靠的是主观的选择和逐步的习惯养成，速度较慢、效果欠佳。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于消费产品的可选性、便利性、时效性、国际性等方面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线下消费方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数字技术不断迭代的加持下，在线教育、线上医疗、生活服务等数字化服务模式快速发展，线上消费的热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选择通过手机APP等数字化平台来满足各种民生需求。在此波数字化消费大潮中，甚至是平时使用互联网频率较低的中老年人群也加入了在线消费大军，表现出了强大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全体社会成员在线消费的技能水平，而且也强化了在线消费习惯，使得数字经济发展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潜在消费群体和需求空间。同时，从各类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来看，依靠数字化平台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逐步成为整个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逐步融入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体系之中，有力推动了民生供给方式数字化的加快升级，极大拓展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

　　数字经济制度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了关键支撑

　　系统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推动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促进各地从数字经济发展的概念倡导向数字经济落地深耕阶段转变的有力支撑。为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新基建，加快地方经济提质升级，培育增长新动能，从中央到地方目前正在密集出台相关创新制度和政策，为多个领域进行数字化改造、促进行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各区域突破空间限制，共享数据资源，形成各区域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汇聚之势，也必将为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提供制度支持。目前，各行各业将远程数字办公作为基础配置进行政策上的优先布局，为采取线上办公、网络云办公、弹性办公等多种数字化办公模式提供制度支持。总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各地竞相布局的新兴产业形态，一系列的支持和促进层面的制度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并落地实施，为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作者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连云港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