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曾任两江总督的周馥。
图为在大浦开过分厂的久大精盐公司生产的食盐。
【连网】在百度上键入“大浦”，出现了两个条目，一个是广东梅州市的下辖县，一个是温州蜜柑品种，丝毫未提及这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一时的码头。这个“地名”就像微小的风尘，早已裹挟进延宕向前的历史车轮———辗转一番，记者也只在1995年版本的《云台区志》的“民国大事记”中，见到了纲领性的提及，短短几百字。
几位文史专家曾诙谐地告诉记者：要是想写一下新浦的繁荣历程，素材好找；但大浦，有些偏冷门了。不过，经记者辗转搜寻，还是找到了一些较为有价值的史料，得以一窥这个曾被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的“码头故事”。
■ 两江总督周馥促成大浦港开放
在寻找素材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今年9月22日，是新浦、大浦自行开放110周年纪念日。这是当时的海州作为港口开放而又经清政府正式行文批准的时间。而促成此事的是时任两江总督的周馥。他的奏折现存国家第一档案馆，上世纪80年代因编写《连云港港史》，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曾抄录了这份奏折的副本：
海州居胶州上海之中，为航路往来必经之道。本地商人早欲自雇商轮试行贩运，惟筑坝疏河需费甚巨，应俟部议作为自开商埠后，将应办各项工程料理粗妥，再行奏明订期设关收税。现在各工未兴，关员未设，尚无开关之期。该州绅商迭来陈请，拟自雇小轮装运货物来往行驶。查与内港行轮章程相符，自应照准。
在周馥的奏折上有朱批“钦此”，即得到了皇帝的同意，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905年9月22日），今年正好是110周年。这一自开的商埠港口就是临洪口的大浦港和新浦。据已故老人、原市博物馆馆长刘洪石搜集的资料显示：大浦港从1905年开放到1932年鼎盛，最兴旺的时候，同时停靠着１4艘千吨级轮船，转运公司多达80多家，这段时间正好也是新市区繁荣之时。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九年，也即公元1920年，沈云沛的锦屏矿务有限公司成立，在大浦建贮矿石7000吨左右的货栈20余间，所采矿石均由蔷薇河运至大浦，然后装海轮，运销日本。他的这一举动成为大浦“崛起”的一个肇端。据当年年底统计，因为沈云沛的功劳，大浦当年进出口船只达8380只，吞吐量为145815吨。
1921年2月，大浦以“胶海关海州分关”的名义，正式对外开放。1925年7月1日，陇海铁路徐海段通车至新浦、大浦。大浦港经过多年的营建，开埠时已有五座码头，3000吨的货轮可以停泊。
■ 仅1932年大浦港进口就达22941吨
据《盐政实录》，1926年自新公司、公益公司在大浦建成，年销量达4392000担。比1921年至1925年的平均销量提高了14.3%，又有福泰公司、聚兴公司、大陆公司在大浦建立，当时徐州、蚌埠、潼关的商人，在此设立各种土产专运公司。
大宗的花生、黄豆、豆饼、芝麻、粮食和“帮猪”在此装运，转海路北上青岛、上海等地。锦屏山的磷灰石也是从这里运至青岛再运至日本。1932年春，大浦火车站设立港务段，专门负责大浦码头管理、使用及组织疏浚。自１９２５年，陇海铁路由新浦延伸至大浦，就相继建起了陇海、裕兴永、大振三座木质码头，以及豫海（2310m2）、大振（14077m2）、大久（976m2）三个与码头配套的仓库。同时还修有两座栈桥，与此同时，河北岸的太平庄也成为临洪口的海运码头。
如此盛景，无疑吸引了不少外地大公司到此投资，这其中就包括远负盛名的久大精盐公司。据原文联副主席彭云介绍，这座由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在1915年开办的制盐公司，为侯德榜创设的永利碱厂，及李烛尘创设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提供了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是中国化学工业“永、久、黄”团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脉。而1930年，范旭东又在我市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直到抗战爆发，该分厂迁到四川。“当时他们还专门修建了商用铁路，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那条铁路已被弃置良久，周边厂房被流民占据。某年夏天，有一家五口在铁轨上乘凉睡觉，不想突然一辆火车驶过，五口人全被轧死。此后这条铁路就给拆了。”彭云回忆道。
话说回来，从1926年至1933年的8年时间，大浦港初具规模，货物堆积如山，市面繁荣，火车、轮船进进出出，大浦磷矿石出口日本，煤炭外运，杂粮南下，成为日杂货的集散地。大浦固定住户4000户。在沿街两侧，有京广杂货店18家，饮食店20多家，云台、高长、山东等多家旅社生意兴隆。大浦港进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时期。
据当时的胶海关统计资料显示，仅1932年大浦港进口就达22941吨，大浦港出口为88968吨。自1930年夏以后，由于蒋阎内战激烈，交通阻塞，陇海铁路西不能逾归德，津浦路北不能达济南。浦口至徐州间，火车又忙于军运，致使中兴煤矿（枣庄煤矿）日产的３０００吨煤无法运销各地，只能经陇海铁路转至大浦港装船，出临洪口抵运上海，由此更促进了大浦港的运输繁荣。
■ 两艘外轮沉没，预示大浦港衰落
据史料记载，1930年，一艘英轮及日本“白鹤丸”号在大浦口先后沉没于临洪河口航道，此后船舶经常在此搁浅，航运界开始“视为畏途”，也预示着大浦港命运的衰微。这背后的原因实际要归责于大浦港的“短板”———易于淤浅。1933年临洪口淤塞更为严重，又不值得全力疏浚，不得不在孙家山、老窑另筑新港。
1934年，随着连云港的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大浦30年的发展繁荣，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浦繁荣与发展也不得不迟缓了步伐，进入了城市衰微期。
我市文史专家张传藻曾在一篇名为《论新浦之兴》的文章中做过假设：设想1932年，大浦港所在的临洪河口没有淤浅之虞，陇海铁路的东端不一定那么急于穿过孙家山而至老窑（连云港），当时，大浦港还要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遗憾的是，临洪河口逐渐淤浅，载重船舶无法靠岸，不得不另觅新址；连云港在1932年、1933年建成一、二号码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只能选择墟沟作为新港的依托，在墟沟街上形成了新市区，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延缓了新浦的发展进程。
以后大浦衰落，连云兴起，与新浦相距30公里，这较之原来大浦———新浦之间6公里，正好是五倍。新浦鞭长莫及，从此港与城脱节，港口越投入，对依托城市的需求越大，城市越“欠账”，后来在新浦、海州之东边另划出一个连云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势的一个行政措施。所谓“一市双城”即由此而来。
而刘洪石的一番思索也暗合了张传藻的记述。“大浦港的衰落是连云港崛起的重要因素。古海州的经济中心已明显东移，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封闭性的县城向以海洋经济为主要形态的转换，城市由封闭而转向开放。”所以，为适应这一新的港址迁徙的需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江苏省政府第662次会议决议，提出一份《省政府决议规划连云港埠市政案》。
之后，民国政府为更好地开发港口，决定在东部邻近港口的五羊湖（今市开发区）建立一个普通市———连云市。大浦港就此正式被历史风尘掩埋。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前段时间曾做了一篇关于国民党中将张振汉的文稿，而他，就是连云市的首任市长。□ 张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