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申遗，港城的“立足点”在哪里？

2018-08-08 09:18 来源: 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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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 □ 张晨晨相星宇朱楠田艺

为进一步论证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近日，市文广新局（文物局）邀请贺云翱、孙光圻、时平、萨尔吉、范晶晶五位专家学者，来连指导我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当天上午，几位专家分别实地走访了花果山六亩地封土石室墓、孔望山摩崖造像等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之后专题召开连云港市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研讨会。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成果，畅所欲言，留下不少真知灼见。基于此，笔者兹录萨尔吉、时平、孙光圻三位专家教授的观点，以给我市“海丝”申遗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以建议和启发。

“摩崖石刻是一个宝贵的点，连云港要以点带面，发掘一系列有历史承继关系的文化景观”

萨尔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我主要想谈的有如下几点，涉及连云港“海丝”申遗的定位，相关历史源头性和延续性的探究，以及关于孔望山摩崖石刻的部分问题。

首先从“海丝”申遗的定位上谈，连云港申遗准备工作中，需要注意区分究竟是申请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从已有的实践来看，连云港申遗定位为世界文化遗产较为合适。从文化角度而言，连云港地区是早期佛教与道教文化交汇之地，其最重要的一处物质文化留存便是孔望山摩崖石刻，因此，应该着重挖掘佛教的传播以及道教在此地的兴盛，尤其重要的是要尽力厘清早期佛教和道教的交涉。

另外，我们也要关注连云港佛教道教文化的延续性，除早期的孔望山摩崖石刻以外，还要努力发现发掘一些有明确时代关系的文化遗址，比如建于北宋时期的阿育王塔（1023年）。争取以点带面，构成一系列有承继关系的文化景观，充分展示连云港地区的文化内涵和传统。

连云港最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就是孔望山摩崖石刻，这也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之一，但这也对我们造成了困扰，争论的焦点包括图像的解读、断代、功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信息的不充分和彼此矛盾所致，二是对图像的精准描述亦有待加强。从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摩崖石刻应该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至少有一尊像与现藏美国洛杉矶博物馆的鎏金坐佛非常相似，该坐佛的铭文记述其为后赵建武四年（338年），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

就图像的断代而言，也是一个难题，大家也尽力从风格、图像特征等角度予以证明，但说服力都不是特别强。上述问题的解读，一方面有赖于更多相关资料的发现与解读，另一方面还需从一个大的背景下考虑问题。例如，如果孔望山摩崖造像上有关“舍身饲虎”的图像能够证实，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摩崖石刻的题材并非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受到斯里兰卡等南传佛教的影响，而是从陆上丝绸之路而来，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另外，连云港周边的佛教文化也应该是我们考量的范围，汤用彤曾言及“北方义学之渊泉，孝文帝时，实以徐州为最著”。与连云港毗邻的徐州，即古代的彭城是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连云港在这一大背景下所处的地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证实连云港‘陆海互动’的变迁史，还需要将海洋学科、历史文献、历史遗存等高度结合”

时平（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连云港想要申遗海上丝绸之路，还需要以《文化线路宪章》为主要依托，这是200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基础性文件。基于这个宪章的理念，连云港需要把一些个案的平面价值形成“时空区域”，文化的区域或者文明的区域。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各个朝代的联系，它和东北亚，或者说南方丝绸之路的联系。这样它的文化就产生了联系、影响，更加符合文化线路的价值。

我本人是研究海洋文化的，所以，认为“丝绸之路”的验证，要结合我们不同朝代的海岸线的变化，和它不同时期所衍生的文化结合起来。从我的专业视角出发，这种论证需要将一些海洋学科知识、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历史遗存和物证等结合起来，科学性也更强。

从我的研究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航海业已经具备了从越国，尤其是杭州湾，到琅琊郡的这个航海能力了。我判断连云港应该属于琅琊郡齐国的，它的港湾条件比较好。而且当时记载，历史上最早出现革船。宋代的时候，就记载连云港海州地区具有造船厂，造革船120艘，与金国120多艘船打过仗。所以，或可以认为，连云港当时的港湾条件具备造船和停泊的能力，是海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秦朝，我觉得能与连云港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就是“徐福东渡”的传说了。在我看来，这一传说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什么呢？是徐福船队的航海能力与连云港的海湾航行和停泊条件是否匹配。史书记载，徐福东渡有七次之多，实际他十次出航。我们姑且不论他当时具体是从哪里出海的，但无疑，连云港那个海港湾条件，足可满足他们的出航。此外，史料中也提及，在以西安（长安）为首都的汉朝时期，很多沿海物资是通过山东进入黄河，再进入淮海，而且量非常之大，包括粮食，包括铁。汉武帝时，有些外国使者来到琅琊郡、山东一带，这都为连云港“海丝”申遗留下了“陆海互动”方面的“历史注脚”。

基于此，我们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去寻找这种关涉“陆海互动”的实证———连云港有没有古的港口遗址，是不是还可挖掘到古造船场地遗址和相关文物以及航海技术遗存等，在此基础上能不能有一些涉及海岸线变迁，造船业、航海业发展的专项主题研究等？这样便可在一定程度和一定层面上强化连云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种历史逻辑和内在关联。

“对东汉时期佛教从海上传入连云港的航路考证，对连云港‘海丝’申遗有不小作用”

孙光圻（大连海事大学教授）：肇端于南亚地区的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大事。学界众说纷纭。传统上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从东汉时期自西域陆路传入。应该说，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佛像的发现和确认，在这个著名的学术问题上具有重大的实证价值。从此，佛教从海上传入中国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但是，东汉时期南亚的佛教是如何从海上传到连云港的？换言之，是从什么海上航路传到连云港的？因囿于文献记载之匮乏，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论证和科学的解决。

我试图从航海史角度对此课题作一探析，提出并论证一条从南亚到连云港的最具有可行性的海上航路。这条航路，我们也可将之称为海上佛教之路。以航海技术史为视角对海上佛教之路的基本学术判断。东汉时期可对从南亚至连云港的海上航路态势，作出一些基本判断。首先，整个航路并非从始发港到终点港一气呵成，而是分段逐级渐进型的航路，因为海途漫长、航速有限，必须依靠和等候有变化规律的季风才能完成航行。其次，整个航行都是沿岸推进的，因为如果离开陆标定位，航行的正确度与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此外，航行应大部分在天气晴朗和海况较好时进行，因为缺乏全天候定向导航技术，船舶在阴霾或恶劣气象下，很易偏离正确的航道，甚或遭遇海难。

基于以上判断，我认为从南亚佛教中心到中国江淮沿海的连云港应可分为两大航行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南亚到中国南方沿海，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南方沿海到连云港。第一阶段的可行性海上航路有汉晋时期的两条航路可供参考。第一条航路去程自中国的徐闻、合浦出发，先沿中南半岛东海岸南下，绕经暹罗湾，至马来半岛南端折向西行，穿越马六甲海峡，再沿孟加拉湾沿岸西北行至印度东北部，复顺岸南下至印度东南部，最后穿过保克海峡至斯里兰卡。第二条航路试图进行小区域性的横渡直航。

连云港自古以来即为南亚与中国佛教之路的海陆交汇点，其与洛阳白马寺同时代的法起寺和孔望山摩崖石刻佛像可资足证。从航海地位看，海州湾是辽冀鲁与江浙闽粤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其湾口北端的岚山头和右边的平岛、达山岛、车牛山岛以及湾内的秦山岛和湾口南端的东西连岛，适为航行提供了明显的定位陆标，过往船舶均可在此避风、靠泊、休整、检修和中继。因此，从南亚经华南北上传教的僧人将之作为歇脚和传教之处是非常自然和合适的。连云港能在此方面加强考证和研究，不失为“海丝”申遗提供强有力支撑。

“海丝”申遗，港城的“立足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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