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猎“触法”，在民俗和法律中寻条解决之道

2019-06-19 09:20 来源: 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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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 史卫平

延续着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余温，日前，我市有一场非遗精品展在外地展出。不过“鹰猎文化”这个非遗项目与热闹的展览无关。一年前，此项目传承人曾因非法买卖野生动物而被判处刑罚。当古老民俗和现代法律发生碰撞时，如何平衡？人工繁育驯化技术若能为野生动物保护所用，也许是条解决之道，为民俗文化与现代法律找到一个互洽的空间，法律必将成为非遗保护的可靠保障和助力。

■ 在法律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夹缝中生存

6月8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东海县石榴街道某村，头发花白的江丰（化名）坐在自家院子里，眼望着门前树上的一群叽叽喳喳的鸟儿。跟他聊起以前“玩鹰”的事，他摆着手说，“不玩了，那是犯法的。”

江丰平时唯一的爱好是玩鹰，因此，几年前当地文化部门曾给他颁发过一个“鹰猎代表性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不过，去年3月，他和两个徒弟均因玩鹰，而分别被判处刑罚，宣告适用缓刑。如今几人都已过缓刑考验期，恢复自由。

之所以“犯法”，是因为他们玩的4只鹰，是以每只1000元至2300元不等的价格，从山东临沭和本市赣榆夹山等地买来的野生苍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鹰猎，是一种娱乐活动、一种技艺，同时也是一种传统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类型，鹰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曾经盛极一时，在历史上它既表现为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娱乐活动，对人类历史与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中国，鹰猎文化曾经遍布北方少数民族，比如契丹族、女真族、满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云南的纳西族因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也曾兴起过鹰猎文化。

同时，古代汉民族贵族群体也普遍存在鹰猎文化现象。宋代文学家苏轼于密州知州任上所作的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便有“左牵黄，右擎苍”，说的是打猎时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托起苍鹰。

曾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而沦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鹰猎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吉林满族鹰猎习俗被列入第三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过，传承了几百年的民族文化，却不得不在法律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民族文化与野生动物都需要保护。如何传承，鹰猎道路何去何从，成为摆在非遗保护者面前最大的问题。

■ “非遗”不能成非法买卖野生动物挡箭牌

鹰猎文化虽然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我国购买、捕猎野生动物均为违法犯罪行为。面对非遗和法律间的碰撞，如何平衡？

海州区检察院食药环检察部主任林国祥介绍，根据我国《刑法》第341条关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根据原国家林业局2003年颁布的《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中国境内隼形目下的所有猛禽物种都未列入该名单，这意味着国内鹰猎活动中涉及的猛禽的来源不是通过人工繁殖。

显而易见，国内几乎不存在野生猛禽的合法来源，鹰猎活动的隼形目猛禽来源几乎全部是自然界捕获的野生猛禽，从而与违法犯罪活动存在密切联系。首先，人工驯养猛禽必须先得到猛禽，得到猛禽的方法无外乎购买、猎捕和接受赠与3种。前两种行为明确构成我国《刑法》第34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就接受赠与而言，即便接受人不构成犯罪，赠送的人也同样因为前两条的原因而构成犯罪行为。

如确有需要购买或猎捕猛禽，也非绝对不可以。《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7条规定:因科学研究、公众展示展演等特殊情况，需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经省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准；第21条则规定:因科学研究等特殊情况，需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向上述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鹰猎，显然属于“公众展示展演”的范畴。这一规定似乎为驯养猛禽找到一条合法途径。但是，据了解，国内迄今未向民间颁发过对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的狩猎许可。

因此，我国驯养猛禽的行为几乎全部属于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想猎捕野生猛禽、驯养猛禽必须得到特别许可。

作为我市一家民间鸟类救助机构，市蓝天猛禽救助中心的首席康复师邵宏伟说，此前，我市一直被认为是隼形目猛禽的过境地而非繁殖地，但目前已有证据表明隼形目猛禽在本地自然环境中繁育不是问题。有鸟类爱好者在赣榆通过监测，发现了苍鹰和游隼在自然环境中从交配到孵化的过程，就在几天前，还拍下了雏鸟离巢的视频。而本市民间鸟类救助机构所掌握的人工繁育驯养隼形目猛禽技术，目前也已相对成熟，“关键是要得到法律的许可。”

■ 在法律护航下传承才能走得更远

近几年来，触碰法网的非遗技艺并非只有鹰猎。

2016年，多名河南新野猴戏艺人因“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被刑判的事件就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2017年12月2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宣判，时年79岁的五道古火会传承人杨风申免于牢狱之灾，历时一年多的争议案件尘埃落定。刑案之外不禁让人深思：近几年来，古老非遗为何屡触法网?民俗和法理间该如何平衡?如何让传承走得更远?

回顾这些案件，法院判决确系有凭有据。江苏尚扬律师事务所徐洪辉律师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久远，但立法时的调整对象却是按照现实社会进行比照的，可能存在对特殊问题无法进行调整和规范的情况。”他认为，司法人员也应该具备司法智慧、增强主观能动性，避免不分情况“一刀切”来审理案件，应该产生更具司法智慧的判决。

传统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不可消除。相关部门应该行动起来，给非遗或其他民俗的传承活动提供服务，让非遗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而不至于触碰法律。

非遗面临的难题并非不可解。此前，浙江省泰顺县为非遗技艺“药发木偶”建了传习所。传承人平时不得私存制作黑火药的原料，表演前传承人应事先向县非遗中心口头申请，由非遗中心向公安部门报备后，方可购买原材料用于制作黑火药，非遗技艺在法律护航下继续传承。

“目前，我市的鹰猎文化若想继续传承下去，关键一点是人工繁育驯化技术为野生动物保护所用。”邵宏伟认为，隼形目猛禽的人工繁育，幼鸟从“红肉”(刚出壳)到“白毛”（长绒毛）、“黑毛”（雏鹰）到羽毛长齐，每一个过程的技术难度都非常大。在自然环境中，幼鸟在生长过程中有亲鸟教授捕猎手段，人工繁育时，如何教会幼鸟的捕猎技艺，难度更大。“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把握。”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通过自然恢复的过程很漫长。在国外，人工繁育驯养的目的，一般是为了有计划地（限定适合的数量选择适合的区域）放飞，以缩短这个过程。”邵宏伟认为，“如果我们也能经相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进行隼形目猛禽人工繁育驯化，既可使鹰猎文化不因非法猎捕而面临传承难题，也可对隼形目猛禽进行积极的保护。”

邵宏伟表示，在完善法律和非遗保护规程的框架内，为民俗文化与现代法律找到一个互洽的空间，设立畅通的渠道，让法律的尊严与文化的传续和谐同行，也让法律成为非遗保护的可靠保障和助力。

鹰猎“触法”，在民俗和法律中寻条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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