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０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闫祥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太高兴太自豪了。”
虽然已经整整７０年，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故宫“太和殿受降仪式”亲历者，今年已是９３岁高龄的叶于良老人，谈起７０年前这一天的经历，依然激动不已。他告诉记者：“当时的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在多个战区举行了受降仪式。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华北战区受降仪式在北平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当时北平人口约２００万，有２０多万人在这一天涌到故宫，见证日本侵略者向中国投降。这是中国战区所有受降仪式中规模最大最隆重的。
【史载】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北平受降大典在太和殿举行，第１１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中国政府受降，主持受降仪式。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即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率领参谋长高桥坦及该部高级军官２０余人站立主席台一侧。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国派代表出席。
上午１０点整，煤山（即景山）山顶上的汽笛长鸣，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会场上礼炮响起，军乐队奏乐，全体肃立，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默哀，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低头躬身，向中国人民谢罪。
按大会程序，首先由孙连仲在日本华北派遣军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由根本博在投降书上签字。在众目睽睽之下，日军以根本博为首的５名代表双手捧着自己身上佩带过的战刀来到签降桌前，先是向主官鞠躬示礼，然后恭恭敬敬地交出战刀，放置桌面上。
虽然仪式仅有短短的２５分钟，但是目睹这一幕的在场中国人皆群情振奋。叶于良就在其中。
从卢沟桥到太和殿，这座城市的人民，整整盼了八年。
【斗争】
亲历在故宫太和殿的受降仪式，距离叶于良走出日本人的监狱仅仅一个多月，“我的头发都还没有长起来。”老人告诉记者，当时第１１战区的人刚到北平，人数不太多，忙着准备接收、受降事项。美国参观团当时来到北平后，叶于良被选出作为陪同人员，陪同参观团参观日本军营等地方，并一起受邀出席受降仪式。
叶于良，正是日伪统治北平时期，令日伪高层闻风丧胆的“抗日杀奸团”行动组核心成员之一。生于１９２２年的叶于良，在１９３９年加入抗日杀奸团时，还是志成中学的一名学生。
１９３７年夏天，叶于良和家人去南京过暑假，期间“七七事变”爆发，他辗转福州等地才回到北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他更坚定了抗日报国的决心，“当时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中国必须要抗日，不能当亡国奴。”
回到北平后，叶于良抗日的决心愈发坚定。“经一个亲戚介绍，我在１９３９年暑假期间，加入了北平抗日杀奸团，由负责人李振英和我单线联系。”叶于良说，当时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互相都不熟悉，自己只知道李振英是大一学生，后来才知道是北大学生。
北平抗日杀奸团针对日伪高层发动了多起刺杀行动，伪教育总署、伪商会、伪工务局、伪建设总署、伪报社等众多日伪机构高层成为刺杀对象，在北平掀起轩然大波。让叶于良感到遗憾的，是刺杀川岛芳子没有成功。就在他们酝酿刺杀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时，不幸在１９４０年８月７日凌晨相继被捕，直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才被释放。
“被抓是个遗憾，但是即使在监狱里面，我们也一直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叶于良说。
让他欣慰的是，虽然没能成功刺杀日军司令官，但亲眼看到了他的投降。
【亲历】
７０年前的场景，叶于良仍历历在目：
“我们９点多就到了，仪式在太和殿大殿前面的平台上举行，当时已经摆好了桌子和椅子，我和美国参观团以及一些１１战区军官在大殿的东边站着，距离受降仪式中央的桌子只有３到５米的距离，看得很清楚。”
“当时观礼的观众非常多，主持人让日本人进场后，日本军官排着队一步步往上走。走上来先站成一排，然后把军刀一把一把的摆到桌子上，最后是签字。签字结束后，日本人就退下去了。”叶于良介绍，这个过程中，台下观礼的群众非常激动，大家一起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等口号。
在观礼人群中，叶于良发现了很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也被邀请参加观礼。仪式结束后，他把团员们召集在一起，让美国军官帮忙在太和殿前拍张合影，“当时我们找不到相机，刚好参观团他们带着相机，就让他们帮忙拍照了”。
在叶于良展示给记者的老照片中，美国参观团成员蹲在合影人群最前方，带有标识的抗日杀奸团成员站在中央，“这是为了突出我们的团员。”
虽然在合影后的第二天就拿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但这张照片后来随叶于良的妹妹辗转到台湾和巴西等地，直到２０００年前后，才重新回到老人手中。“照片里有七八十人，其中大半是我们的团员。”他告诉记者。虽然时间已经漫长，但是看着拿在手中的照片，往昔一起抗日杀奸团员的姓名，老人还能说出很多。
一个细节让老人记忆至今，他告诉记者，仪式结束后，他在大殿前面的条案上发现有一杯一杯的葡萄酒，“我喝了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