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但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肯定“包产到户”这一“第一个飞跃”时，就认为未来的希望是“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即“第二个飞跃”。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在战略转换中寻求新的突破，是实践层面应有的转向。具体来看，就是在三权分置的土地改革背景下，在实践层面科学合理转向，基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重构通往“第二次飞跃”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

早在2017年，为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党和国家就首次提出“农业生产托管”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举措，对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产生积极意义。农业生产托管是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不同于“土地流转”的经营模式，是在不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条件下，农民自主决定将农资采购、喷洒农药、病虫害防治等土地经营权里的部分或全部交给托管方代为行使，依托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导入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等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进而提升农业经济效益。近年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之际，农业生产托管成为进一步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合适选择。全国多地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试点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积极培育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探索形成包括江苏省射阳县的“联耕联种”模式和四川省乐至县“代耕代种”模式在内的多种有效模式。农业生产托管需要合适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与之存在耦合性。在这些模式当中，基于合作社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托管成为模式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亮点，并在实践层面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对传统合作社扬弃的基础上，基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农业生产托管形成服务农民的强大合力。无论是组织数量还是作业量，均比往年有显著的增加，不仅合理解决了农村耕地抛荒、粗放型经营的问题，还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和规模化进程，进而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机制，重构通往“第二次飞跃”的道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选择到城里就业，留守农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一直以来，土地流转被视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担心土地经营权的问题，许多农民宁肯撂荒也不愿意流转土地。农业生产耕作方式粗放、土地闲置撂荒等问题滋生蔓延。谁来种地?如何种地?这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于是，农业生产托管这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具体来看，就是在三权分置的土地改革背景下，在实践层面科学合理转向，基于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战略转换中寻求新的突破，是乡村振兴实践层面应有的转向。

从“两权分置”到“三权分置”，主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这样一个二次变革，传统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经历从土地流转到农业生产托管的产生发展。土地流转使得农村土地生产方式出现了显著变化，呈现出规模化、集约化等发展趋势，可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经营权的流转“无序化”、工商资本盲目引入、政府监管失位、土地流转后非粮化与非农化现象严重、土地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逐渐缩小、土地流转后社会保障功能缺失和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究其根本，在于经营权的流转“无序化”导致农民主体地位虚化，这样的规模经营容易异化为资本主导，而不是广大农民。变革的要义是，基于问题优化农村土地制度支持体系、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在保证广大农民主体前提下，更好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与时俱进，发展农业生产托管这一社会化服务，不流转土地也能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尤其对于许多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来说，并不具备打造齐全产业链的实力，所以积极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在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完善产业链布局才是合适选择，而农业生产托管应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关键。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若要有所成就，就应该走一条新型合作道路，这条道路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再组织化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不坚持农民主体性，农业生产托管就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缺乏党的领导，就容易偏离正确方向；不进行再组织化，就缺乏实实在在的组织支撑。因此，在遵循政治和市场双重逻辑相统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党的领导、再组织化与农民主体性相统一，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坚持农民主体性，才能切实做到以广大农民为中心，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农业生产托管，不流转土地经营权也能够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这就为保证农民主体性提供前提和基础。如何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呢？显然，这就需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才有可能。党组织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带领广大农民沿着正确方向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坚强保证。然而，在党的领导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为何农民的主体性依旧未能得到充分释放呢？这是由于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这就需要基于合适的农业经营主体走新型合作道路，再组织化道路的重构与村民自治正确轨道的引领都需要党组织的积极作用，不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在再组织化过程中一个比较合适的经营主体就是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习近平同志此前就要求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这是发挥党的全面领导作用与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契合点。坚持广大农民主体性，并走一条内生性发展道路，贯穿于实践始终，这是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生动实践。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还在于超越了传统集体主义，实现激励效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核心要义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物质与精神、集体和个人、党政和市场等方面的互促共进。历史上人民公社等组织之所以产生负激励效应，是因为它重公平轻效率、强调精神而忽视物质、重集体轻个人、倚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却忽视市场的力量，以至于它们抑制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发挥，因此需要超越传统集体主义。激励针对的是人，从“经济人”到“社会人”演进，人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之中的社会人，因此在优化设计激励机制上着重考虑以下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激励毕竟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它的产生需要在经济基础上寻求稳定性与保障性，提高员工归属感，突出体现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因此要夯实农村集体经济基础来使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满足，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众多利益相关者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辩证统一，让广大农民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分好蛋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更好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持续增加其主人翁感，倍加努力工作。

另一方面，民主和平等是农业生产托管合作社所秉承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应通过营造民主平等的环境来产生激励效应。它的稳健落实与有序开展除了需要加强民主意识的培养、以民主的形式实行管理外，还需要由成员代表大会等制度保障来实现。广大农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具体用工过程中，只有营造民主平等的人际与工作环境，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尊重、信任与赏识，才能凝聚成一个有机体，从中学会合作，才会以主人翁姿态出现，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快乐工作。民主充分赋能广大农民的主体性，倘若民主流于形式，甚至民主管理异化，是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也就无法充分发挥普通员工的主体性。平等同样重要，并且要防止合作社成员异质性问题的出现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出现。

从农业生产托管合作社的顶层设计与实现路径来看，农业生产托管合作社治理的两个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即党组织、合作社和广大农民的三位一体，顶层设计优化、治理结构改进与具体运行机制完善的三位一体。

一方面，自上而下构建三位一体的农业生产托管合作社治理共同体，党组织嵌入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并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性。以农业生产托管作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农村集体经济夯实党在农村的根基，是再组织化的经济基础，并为发挥农民主体性提供基础性保障。人是处于生产关系中的人，农业生产托管进一步衍生的生产关系更容易让人聚集一起或组织起来，而这种治理共同体所形成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将成为实现治理有效的科学合理进路。三者的有效融合互动也将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引领、社会治理等多方面功能的生成与协同，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间寻求平衡点。这种治理共同体是在党组织引领下构建治理新格局的积极尝试，实现了对以往治理困境的突破及路径的超越。

另一方面，探索顶层设计优化、治理结构改进与具体运行机制完善的三位一体。在顶层设计优化上，着眼于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基于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是其应有之义。进而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下构建一个具有系统性与协同性的治理结构，并借于顶层设计优化、治理结构改进来实现具体运行机制的完善，特别是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激励、监督和约束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走细走实，并作出相应的具体路径安排。这样就通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治理结构改进与具体运行机制完善的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来保障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行稳致远。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虽然走共同富裕面临艰难和挑战，但主要从十八大以来的生动实践来看，只要我们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断探索其有效实现形式，继续发展好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实践以农业生产托管等工作作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突破口，就有可能带领农民走好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 顾惠民  作者为江苏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