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徐勤飞、金同启、郝忠军
采写:张晨晨 刘玉洪
【连网】 “一个年近四十的八路军,魁梧的身材,灰色棉军衣,打着人字形的绑腿,白布袜子,厚底布鞋.....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闪着严肃目光……”
1987年12月,著名随军记者白刃执笔勾勒出一幅肖像,这肖像就是罗荣桓,那时候,时值抗战,罗荣桓率领八路军115师正在齐鲁大地上与日寇激战,此后,他率部进驻滨海地区,拉开了长达5年之久的“滨海之旅”。
由此,也在港城留下了如歌如颂的红色印痕。
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参观抗日山烈士陵园。
【东进滨海杀敌寇】
在赣榆地区驻扎了3年之久
“当年我就是坐在箩筐里,被挑到这里的。不然,也不会叫东进啦。”几年前,面对我市党史研究专家葛华的询问,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缓缓回忆道。实际上,在山东时,罗荣桓身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次子“东进”正是他在“东进”过程中出生的,而八路军陆续南下时,罗荣桓即给三女儿取名叫“南下”。他们独具特色的名字自此成为一个颇具时代印痕的注脚。那么,罗荣桓是何时与连云港结缘的呢?
“罗荣桓来到连云港,应该是1941年3月6号。那天,他率领八路军115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几千人马,从沂蒙山区东渡沂河、沭河,来到了赣榆县的西部———班庄镇古城村。”葛华在家中对笔者侃侃而谈:“这算是他到赣榆的第一站。”
而在此之前,为了抗战,毛泽东想:“山东应该派哪个主力干将去?”选来选去,就选到了自己相知甚深、德才兼备、军政双优的罗荣桓。此前,毛泽东曾指着罗荣桓向人介绍:“这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得晚了。”
“战争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没有固定的阵地,所以我市的城头镇刘夫村,做过115师的师部;黑林镇的大树村,也曾经做过115师的师部。”葛华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地方都留下了罗帅的脚印。可以说,1941年的3月至1943年的12月,在赣榆县西部,还有海陵县北部、临沭县南部等地,都是罗荣桓的活跃范围。“他那会儿就没离开过这一地域。”而当时的滨海,俨然成了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春,刘少奇上延安,路过这边,被党中央委托到山东解决党建、根据地发展等问题,他从盐阜根据地过来,4月份,就到了我市东海朱范村。6月份,刘少奇到了赣榆大树村,指导山东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并考察当时山东领导班子。1943年3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八路军115师代师长、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同年5月又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根据地形成了党政一元化领导,罗荣桓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核心领导人。1944年1月之后,师部转移到山东莒南县南部,但始终都围绕着抗日山周边。
回溯初到滨南之时,为了“给日军一个下马威”,罗荣桓还率部打响了青口战役。“青口战役自1941年3月19日到26日,严格讲,是罗荣桓率领115师东进滨海后夺取的第一个大捷。”葛华讲。“这次战斗歼灭了日伪军800多人,但其意义不在于歼灭了多少人,而在于巩固和扩大了滨海根据地;打通了其与华中、胶东根据地的联系。”葛华说:至此,罗荣桓和115师在滨海可算是站得住脚了。
从沂蒙山到滨海区
“1938年12月,抗战风云骤起,毛泽东对罗荣桓说:你带一部分人到山东去!”葛华用颇为直白的语言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翌年1月份,陈光、罗荣桓就率领师部“东进”,“当时,115师的主力部队是343旅的686团,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老六团’。”这个老六团可来历非凡———它原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第一个师就是115师,第一个旅就是343旅,第一个团就是686团。
当年8月,罗荣桓、陈光到了山东,8月份到了沂蒙山,之后就跟山东军区、山东纵队混合在一起了“1940年,115师入鲁部队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不久,就出现了粮草不足、环境恶劣,难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等突出问题。”
葛华回忆,入鲁之初,罗荣桓政委仍然兼着师政治部主任;陈士榘将调任115师师部参谋长,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既令人发笑,又使人心酸的往事。
“陈士榘报到的时候,罗荣桓在房间里接待他,谈得正高兴,外面突然有战士喊:读报了,读报了!陈士榘一听:罗政委真不愧是抓政治工作的,还让战士们定时读报学习!但他循声往窗外一看:战士们正抱着一摊黑褐色煎饼状的食物,费劲地叠起来送到嘴里,不仔细看,还真以为在读报。”“这是一种叫穇子的野草,吃完之后,战士们解不下大便,需要用树棒抠;而且没有盐,大部分患上了夜盲症。”
葛华叹了口气,他们五六万人啊,躲在沂蒙山的小山沟里,固然是安全,但吃不上饭怎么办?另外,如果叫日伪军“包了饺子”,一个也跑不了。葛华说,看到战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罗荣桓想转移阵地,在地图上左看右看,选定了滨海南部———赣榆县。
“为什么选择赣榆呢?原因有三。”葛华伸出三个指头娓娓道来:一,赣榆处于日军的“三不管”地带,新浦、日照、临沂都有日军,但这三股日军,互相不同属,赣榆地区也就成真空地带。其次,赣榆相对山东其他地方,有海、盐、粮食,这是战争必备资源。其三,这个地方群众基础比较好,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周边的沭水县、海陵县基本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罗荣桓不作出这一举措,就没有主力部队的迅速发展壮大。”葛华说:“从1941年的3月,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罗荣桓就没离开过滨南。”可以说:当时,滨海军区是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经、军事、文化中心。
【翻边战术显神威】
“敌进我进”突破大军包围
“1955年,全军授衔,在谈到罗荣桓的军事才能和成绩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罗荣桓在山东抗战的时候,提出了‘翻边战术’、‘敌进我进’等,没有这些开创性、卓有成效的 战术,山东的抗战大局是打不开的!”后来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山东换了罗荣桓,山东根据地抗战局面活了,山东活了,全国则活了。”
那么,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是什么呢?
据《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载,从1941年起,在鲁南、鲁中、清河,日本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不断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此情况下,罗荣桓巧妙地发明了“翻边战术”———即不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地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
葛华介绍道:“这是罗荣桓对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等十六字方针的活学活用。那么,罗荣桓根据新的战争形势提出,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动,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乘其不备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就是罗荣桓提出的‘翻边战术’。”
这个战术屡试不爽,并成为115师打开滨海南部局面、配合山东其他地区反“扫荡”的制胜法宝,其中以“留田突围”最为著名。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罗荣桓传》里,对由他指挥的“留田突围”有着详细阐述;这场顺利突破5万敌军包围的战斗,还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记者、德国友人汉斯·希伯赞誉为“无声的战斗”,声震海外。
而在“翻边战术”的助力下,罗荣桓还顺利进出滨海。
1941年12月初,“扫荡”的敌人陆续撤回。在陈光、肖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研究了山东全盘的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沭河。在路上,他们看到了向东面去的敌人。这时,罗荣桓身边仅有20多个兵力。他们在一个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翌日拂晓,突然在所住村庄附近发现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下令:“向西转移!”
“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地区,但罗荣桓他们却朝着敌人相反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军大衣,罗荣桓率领大家直插沂、沭河中间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据点,敌人以为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和他们打招呼。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夜幕降临后,安全到达了滨海根据地。
助力海陵反蚕食
海陵即现在的东海县一带,当时位于滨海根据地东南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的新县。该地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冲;而在海陵反蚕食过程中,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后叛变投敌的王宏鸣。”据我市党史工办党史编研处处长王滨介绍,湖西肃托是1939年发生在山东湖西的冤假错案,祸首即有王宏鸣,该事件造成600多党政军干部被捕,300多人被杀,而梁兴初等人被罗荣桓刀下救出。这时王宏鸣已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赣榆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还施展毒辣的阴谋瓦解八路军。”在日伪军组织的历次“扫荡”中,王宏鸣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东南部地区,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115师师部长期驻扎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路,对滨南构成了严重威胁。
115师对王凤鸣早已恨之入骨,特别是罗荣桓,一直对自己未能严肃处理王宏鸣感到深深自责。王滨讲,罗荣桓要求参加反“扫荡”的部队,在战前要作好动员,保证每个指战员都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以及海陵战役对根据地的意义,以提高全体参战人员的自觉性。他当然不会忘记王凤鸣,特意安排了“打狗”运动,要求所属部队要狠狠打击王宏鸣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和陈光的部署,115师教导2旅在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的组织下,战前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讨论,随后于1942年11月3日到8日,连克敌伪据点16处,把王宏鸣1200余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虽没有抓到王宏鸣,但这时已当了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却被生擒。
值得一提的是,“赣榆大捷”也是“翻边战术”的一次完美范本。“打郯城的时候,我军损失了很多战士,可谓惨烈;而在打赣榆城,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利用翻边战术,消灭了日伪军2000多人,我们只有37位同志负伤,可以称得上是‘兵不血刃’。”王滨自豪地说。
【素朴仁厚得民心】
“罗荣桓是个平易近人的干部”
罗荣桓是湖南衡山人,浓重的湖南口音使很多人难以听懂,但在滨海期间,他还是深入到田间、地头,同群众拉家常、问风俗,群众听不懂就叫勤务兵为其翻译,不久他就和群众彼此成了熟人。
在一位家住枣庄、叫做尚炳新老人的记忆里,罗荣桓是个平易近人的干部。“记得有一次村里看大戏,他就坐在群众当中,有淘气的孩子爬到树上去看,弄掉树上的果子砸到了他,他只是朝树上看看,对着孩子们笑。”
相比对其他孩子的宽容,罗荣桓对儿子罗东进的管教却严厉得很。据王滨介绍:有一次,军队缴获了一些战利品,年幼的罗东进看到里面有个防毒面具,就拿出来戴在头上玩,结果把邻家的孩子吓哭。罗荣桓知道后,就把罗东进叫来狠狠地批评:“你怎么能戴这个东西吓唬人家呢?!”结果,罗东进就被关在家里一天。
“罗荣桓生性朴素,除了抽烟、吃辣椒、下象棋,别无嗜好。”据抗战期间曾在山东做过随军记者的白刃老先生回忆:1941年在蛟龙湾开政工会期间,罗荣桓和邓克明旅长下棋,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耳赤。肖华在一旁和稀泥,说“算了,算了!”但他们还争执不休。“生活中平易近人,工作中又时时认真。”
除此,在具体的统战过程中,他也不改质朴本色。
“比如在敌、伪、顽、匪和反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鲁南山区,罗荣桓率115师,选定大炉村为立足点,以地主万春圃为统战对象。”葛华说,万春圃性情豪爽,讲究义气,早在“918”事变后,就与我党有接触。他的儿子、管家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眼下,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
而115师司令部,在万春圃热情邀请下,暂驻他家。起初,万家人总是躲避着,不敢接近这个戴眼镜的“大官”。罗荣桓就主动和他们拉家常,很快就亲热起来。发展到后来,万春圃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就给他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史。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经常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还听说,勤务员行军时脚上磨出泡,罗荣桓亲自给勤务员挑泡、擦药。“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万春圃不无感慨:“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欺百姓,打骂当兵的,谁见过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部队。”最终,在罗荣桓影响下,万春圃把苦心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自家武装,交给罗荣桓指挥。1940年3月22日,正式成立了八路军临郯费峄4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滨海抗战铸丰碑
5月4日青年节当天,笔者赶往了抗日山吊唁———于当时而言,现场的800余名死难烈士,几乎都是在青年时代为国捐躯,可谓暗合了“青年精神”。而不为人知的是,这座全国唯一一座以“抗日”命名的烈士山,也与罗荣桓有着密切联系。
1941年,时任教导二旅政委的符竹庭“想为在滨海地区死难的烈士树碑建塔”。但这件事不是教导二旅能决定的,正巧,罗荣桓也在思考如何安葬那些烈士,符竹庭的想法跟他不谋而合,遂快速拍板决定。“没有罗荣桓的支持,抗日山不可能建到这个地步,可能仅会树立一个纪念碑。”此后选址、规划,罗荣桓无不关心备至。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不仅批准了这个建议,还从青岛请了个杨工程师,专门负责纪念碑的设计施工。“罗荣桓曾在青岛大学上学,这位工程师就是他求学期间认识的朋友。”抗日山烈士陵园管理处宣教科长贺龙广介绍道:受罗帅委托,地下党们将他从青岛请过来,之后直到竣工,一直未离开这里。“前几年,杨工程师的孙子还跟我们有过联系,他对爷爷曾参与过这么崇高的工程,感到自豪。”
据史料记载,抗日山烈士陵园是在1941年7月7日开工建设,恰在抗战开始第四年;并于1942年7月7号建成。一幅当时的落成典礼照片里,包含了罗荣桓、肖华、黎玉、陈士榘等人,成为历史经典瞬间。但这幅照片背后还有个故事。
“本来放在7月7号举行落成典礼,但当时刘少奇正巧在滨海区,就有所搁置;而8月1号建军节时,115师又想搞一个大练兵,于是就推迟到8月2号。”不少人对这幅合影照片的时间有质疑,有人说是1942年7月7日拍的,有人说是8月2日拍的。“后来,我们采访了这幅照片的作者郝世宝。他确认了照片的拍摄时间是8月2日。”葛华说,郝世宝还健在,目前住在苏州军分区干休所。
比这件事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塔在当时,是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战斗,一边修建的。”可谓史无前例。而这座山里,还葬着符竹庭、彭雄、田守尧。“他们都是罗荣桓的爱将,也都是罗荣桓拍板决定葬在这里的。”
葛华说,直到抗战胜利,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毛泽东后来评价: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此后,罗荣桓的人生又掀开了另一页“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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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履历表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随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从1945年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同年,参与指挥辽沈战役。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建国后】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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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
注:《吊罗荣桓同志》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