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马盐淮辟新天——淮海军区抗战中的黄克诚

2015-05-27 09:29 来源: 连网

分享到：

黄楠在市革命纪念馆瞻仰父亲黄克诚的照片。

【连网】（策划：徐勤飞金同启郝忠军撰稿：张晨晨）“我送你们一句话吧，也是我父亲教给我的。”5月17日下午，在市革命纪念馆一间办公室内，72岁的黄楠拿过纸笔，认认真真写上“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录自黄克诚题字”几个字，并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天，她率领20多个新四军三师的后人，到连云港寻找先辈的足迹。

“我父亲打小就叫我们要坦诚做人，一心想着人民。”带着一口京腔的黄楠，是开国大将、原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大女儿，她有着与父亲同样瘦弱的身躯，更有着某种可贵的精神延承。

她轻呷一口茶水，开始回忆父亲曾经的峥嵘岁月。

脾气耿直的“老革命”

“说实话，我父亲在连云港的活动很少，可以说没来过连云港。主要是他的部下，也就是新四军三师的人，活动的多。”黄楠笑语盈盈，有着父亲一样耿直的脾气。“但他去东北时，有没有经过连云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我才两三岁。”

黄楠1943年生于苏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父亲敌后工作的稳固阶段。

如黄楠所言，黄克诚是个“老革命”。自1925年入党，到1935年底，在这10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经受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他参与了攻打赣州、恶战界首、猛攻娄山关、二进遵义城的战斗。

这期间，他勇往直前，“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我父亲在队伍里，最好认，就是戴着个老式的近视镜。”黄楠说，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眼镜伴随他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也因此，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九死一生；彭德怀甚至曾关切地警告他：“老黄！下次作战，你不许也跟着抡大刀。戴着那么大一对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容易遭枪子儿。”

除了勇于作战，黄克诚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敢于直言，从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也从不患得患失、违心屈服”。黄楠说，但在当时不少人看来，他的“深谋远虑”，却成了“唱反调”；他的“坚定不移的抉择”，也变成了偏执的“违抗心理”；而他的谨小慎微，倒成了“保守畏进”的代名词。

这也使他多次被批判，多次被罢官，起起伏伏几十年。

“在共和国的开国将领中，他是因讲真话被罢官次数最多的一位。”黄楠说：“我父亲脾气直，说话不爱拐弯抹角。”而黄楠的妹妹、黄梅也曾回忆：父亲在党内军内历来是以看问题尖锐著称，同时他又是一个勇于提意见的人物，以致毛泽东也曾因他爱提意见说过：“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见。”

历数黄克诚以往的革命经历，真可谓“大起大落”。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反对不成熟的暴动；湘南暴动后，他又反对特委提出的“焦土战略”；他反对过1930年攻打武汉，反对过当年夏天的肃反；解放战争时反对过四平战斗；甚至在解放后跟毛泽东主席谈论四平战役的得失时，直陈“是你决定的也是错的”。总之，他因此被人说过“天生脑后长反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但黄克诚不以为然，他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更是源于自己的赤胆忠心。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革命，扣上几次“右倾”的帽子，撤几次职，算不了什么，只要准许革命，当战士也行。

铁马铮铮下太行

“连云港有新四军三师不少老战士的子女，他们听闻我们要来，也早早地赶过来相聚。他们中有独立旅的人，也有十旅的人。”黄楠说，听他们对父亲一口一个“老师长”，让她觉得，这彰显了父亲在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时的巨大威望和亲和力。

时光回溯到几十年前。

1940年2月，时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委的黄克诚，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344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统一指挥活动于太南地区的344旅、晋豫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河北军民第四团等。

1940年3月，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战役期间，黄克诚看到了八路军总部转来的一份电报，即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总部应编一支队伍，南下豫皖苏边，增援新四军。同时，新四军叶挺、项英、陈毅主力撤离皖南，过江北上。双方合兵一处，把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这一大块地区控制起来，建立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黄克诚打开军用地图仔细看了看，不禁拍手称快：这真是英明的决策！

在得到中央的命令后，他率领第二纵队，离开太行山，直下晋鲁豫，挺进皖东北。

而一向雷厉风行的黄克诚到达双沟后的第三天，即8月10日，就不顾行军的疲劳，带着警卫部队，前往中原局所在地盱眙南边的莲塘，向刘少奇报到并汇报、请示工作。

通过刘少奇的介绍，黄克诚对皖东北地区的情况，逐步有所了解。

他知道，皖东北地区，已经云集了好几支抗日力量了———张爱萍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发展了近千人的队伍。而由八路军115师第343旅685团主力改编而成的苏鲁豫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吴法宪（后为朱涤新）率领下，于1940年5月由苏鲁豫边区南下，6月初抵达苏皖边区。

之前，刘少奇深感皖东北及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

但他为何要看中黄克诚来“主持”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虽然，一时间调往皖东北的部队不少，但由于这几支部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系统，彼此谁也指挥不了谁，后来刘瑞龙到皖东北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但号令仍不行于军队。”市党史工办党史编研处处长王滨说道。

为此，刘少奇1940年6月6日给中央发电报说：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这就是刘少奇急催他速来苏皖地区的主要原因。

就这样，总部对第二纵队各旅干部又作了新的调整，成立了第五纵队。黄克诚开始正式率部挺进苏北淮海区。

峰回路转“反扫荡”

“抗战时期，我父亲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反扫荡。当时反扫荡的斗争在1941年和1942年大概做了两次。”黄楠对记者说道，而日寇对淮海区的“扫荡”，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小扫荡”到“大扫荡”的过程。

1940年9月8日至17日，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刚开辟不久，日寇集中新浦、大伊山和涟水城日伪军两百余人，对响水口、高沟地区分进合击，两次出动“扫荡”，试探我军虚实，遭到黄克诚部第一支队沉重的打击，击毙松本司令官以下一部，余敌逃回据点。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黄克诚就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及中共苏北区委书记。

到了1941年2月初，日军纠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及多部伪军，共约1.7万人，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向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展开夏季大“扫荡”。

强敌压境，重兵包围，在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坚决用生命捍卫根据地，打好盐城保卫战。

而黄克诚却语惊四座：“我不同意这个作战方案。”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不宜对日军搞正面阻击，‘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他说：我建议华中局与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阜宁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至于部队，则应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敌伪势力非常强，而且苏北是水网地区，有快艇，整个被封锁。在内线作战非常困难，敌人的机动性很强，只能够跳出来做反扫荡。王滨说，“但是，他非常注意保存实力，不跟敌人正面斗争，而采取游击战方式。”这种作战方针，在两次反围剿的作战过程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和胜利结果。

“对于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当时的国民党也非常赞赏，甚至日本方面也心服口服。”黄楠虽然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工作，但对父亲的战斗经历如数家珍。“虽然歼灭的敌人只有几千人，但这是在敌伪的交通线上。”她特别强调，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实际上对日军的打击非常大，整个把他们部队拖住了，不能很好支援南洋的战斗。

苏北平原剿匪记

淮海、盐阜向来是土匪丛生之地，敌伪顽大批派遣特务潜入根据地，同当地土顽、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相勾结，到处造谣煽动，烧杀抢掠，破坏地方政权，坑害地方干部和群众。黄克诚南下开辟苏北根据地后，立刻排除万难，大力稳固根据地建设。

“剿匪”因此成了重中之重。

黄克诚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而新四军到苏北后，土匪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挑衅为敌，杀害地方干部，组织武装暴动。“比如原阜宁县沙二截反动地主蛊惑人心，四处勾结反动势力和反动迷信组织约160人，举行暴动；阜宁县八滩的顾豹臣也是靠烧杀抢掠起家，有着四千亩良田的大土匪。而我市最著名的土匪，要算得上杀人魔王周法乾了。”王滨介绍道。

为了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发展根据地，黄克诚于1941年上半年开始，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周法乾在当上国民党江苏省第八行政区保安独立大队长之前，就已经臭名昭著，他凶残暴戾，在灌云、东海、沭阳一带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灌云县党史专家王朝阳介绍道。

周法乾烧杀抢掠之外，还残害了革命人士汤曙红。

“后来由黄克诚下令建立的滨海大队，在盐河西缠住了周法乾部1000多人，使得日伪顽匪无暇分兵扫荡其他地区。”王朝阳说，但遗憾的是，狡猾的周法乾最终逃脱，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被一举剿灭。

因为有力的清剿，横行苏北地区的股匪被迅速予以剿灭，“涟水县、东海县一带及王集、胡集等地的土匪，尽数消灭，还取缔了反动会道门。”使该地千百年相沿的匪患得以完全平息，人民得以安生。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

黄克诚组织指挥了阜宁和两淮等战役，攻克阜宁、淮阴、淮安等县城，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安定。

“我父亲率领三师部队北上的这天晚上，阜宁县益林、东沟数千群众举着灯笼火把，夹道欢送子弟兵，人群绵延了10多公里，不少群众还流着眼泪。”

黄楠唏嘘道：他们是对人民的军队真正充满感情的。

低到尘埃里的朴素

“我爸是个好人，但思想太保守。”少年时的黄楠一直这么认为，她觉得父亲“从没体面过”，而且“跟警卫员下棋经常悔棋，从来没觉得（他）有将军风度”。这是黄楠对自己父亲的评价。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生于湖南省永兴县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灌输了一身正气，更是赋予了他朴素敦厚、踏实为人的品格。这也许是他在女儿眼里“没架子”的根本渊源。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期间，黄克诚身体不好，身材不高又很瘦，还有肠胃病。按中央规定，生活标准可略高一些，可他不让执行。“每次行军，参谋人员总是和他走在一起，驻军宿营和他靠得很近，大点的房子，都给参谋处住。”曾担任过新四军三师司令部参谋的杨绪亮回忆道。在大东庄时，他得了夜盲症，黄克诚听说后，立即叫管理员给他买猪肝吃。

正因为如此，黄师长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把他当做良师益友。

当时，他虽然只有30多岁，但大家都尊称他为“黄老”。

此外，黄克诚善于管理财政，很有经济才能。

抗战期间，三师在苏北地区的生活很艰苦；供给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三钱盐、五钱油、五分钱的菜金，少见肉食。为了改善伙食，从1941年冬天起，黄克诚就号召部队开展生产运动。部队如能在一地驻扎两三个月，炊事班就自己养猪、泡豆芽、磨豆腐。“1942年，师部在孙河庄、羊寨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就发动部队种菜、打鱼、养鸡。司令部在河岸一个大庙旁种了几亩菜。黄克诚经常亲自参加劳动，还发起各种竞赛，看谁种得最好，交得最多。”杨绪亮回忆道。

黄克诚的简朴作风一直延承到和平年代，对此，黄楠也是深有体会。

“和平年代，父亲在家里从来不谈公事，所以在上中学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个什么官。”她说，后来父亲上班的吉普换成了吉姆轿车，她又在报纸上看到父亲接待外宾的照片，才知他是个挺大的官。“即便如此，自己跟妹妹们的生活还是照旧如常，公家的汽车不能用。有天深夜，妹妹发高烧也是借一辆脚踏三轮车送去医院。”

“多面将军”的“爱民心”

“苏北这片肥沃的土地，曾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在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并未使之就此衰落，新四军三师的到来，令它重焕光彩。”王滨说。

当时苏北盐阜区是我党在华中的政治、军事中心，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都驻在这里，影响很大，许多抗日民主人士都曾来这里进行抗日活动。如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著名的音乐家贺绿汀，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知名的文化人阿英、何士德，外国记者希伯等。

他们都受到黄克诚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生活愉快，工作满意。

黄克诚还注重当地经济建设。

双减运动、生产竞赛等，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外，在黄克诚的指挥下，还打了两次“经济仗”。一次是打陈家港盐圩子，发动群众搬运数万斤盐，解决了根据地人民吃盐难的问题。另一次是打合德公司，没收了数万斤棉花，解决了军民穿衣的问题。

而值得一提的是，效用显著的阜宁县拦海大堤也是在黄克诚的主持下建设完成的。

1941年7月，经过2个月的紧张修筑，这条全长135里的大堤，如卧龙一般横亘在海边，有效阻遏了肆虐的海潮、海啸之苦。“当时，本地百姓为了感激黄克诚，还将其命名为‘黄公堤’。”王滨说：“但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说，这不是我个人力量所为，是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功劳。”

最终，在他的建议下，用亲自领导修建堤坝的阜宁县长宋乃德的名号，命名为“宋公堤”。此后，在苏北沿海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

这首民谣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老百姓的朴素感情。

除此之外，黄克诚虽然戎马倥偬，日理万机，尤其是军事战略方针始终使他日思夜虑，但对苏北的经济文化工作却也充满着热情。

“当时的苏北抗日根据地，除戏剧节目创作之外，报刊出版物也异常丰富。”王滨说，较有影响的有《盐阜报》《淮海报》《盐阜大众》；三师政治部主办的《先锋报》、七旅政治部主办的《前线报》，八旅政治部主办的《战斗报》等。

而如果对报纸有什么看法和建议，黄克诚会直接给报社写信言明观点，或直言相告。有一次，在阜宁县杨集镇，黄克诚为《盐阜报》、《盐阜大众》，以及新华社盐阜分社3个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作时事报告。

在讲了国内外大事后，黄克诚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当编辑、当记者，写的文章，编的报纸，要给几十万、几百万人看。你们记者的责任重大啊！你们要把自己的心和工农群众连在一起，要真心实意为人民办事，不要高高在上当新闻官。”

实事求是的“千里眼”

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眼镜伴随着黄克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

尽管肉眼力不从心，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洞察力，却使他总能实事求是，对斗争形势高瞻远瞩，做出深谋远虑的判断和坚定不移的抉择。因此，陈毅曾深表赞许和钦佩地对新四军三师的干部们说过这样的话：“别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近视眼镜，可他的眼睛可看得远，是‘千里眼’！”

他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用了3年时间整风。

这3年里，在以黄克诚为首的苏北区党委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风细雨的自我批评方法，不搞“抢救运动”，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是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运动。”王滨说，通过整风，苏北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大大提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苏北地区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师和苏北整风运动的成功实践再一次证明，黄克诚是坚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楷模，不唯上、不盲从、不唯书、只唯实，是中共人学习的榜样。

而最为人称道的一次，莫过于“出兵东北”的建议。黄楠说，“抗战胜利后，国共举行和谈，尚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我父亲，洞察到蒋介石的阴谋，那就是借和谈之名，行内战之实，企图一举公开或暗地解决共产党，独霸全中国。”

黄楠回忆道：当得知苏联红军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后，父亲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八路军进入东北的大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向中央发电报。“在遭到饶漱石的反对和讥讽后，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以一个老党员、老战士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电报，并当即发出。”黄楠娓娓道来，他在电报中向中央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具体建议：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历史最终证明，他的这一提议是具备深刻的前瞻性的。”而值得一提的是，进军东北前，他还预见性地让部队官兵自行携带棉衣；甚至当得知“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拿到”的信息后，他仍要求官兵全副武装上路。“大军千里行军，没有武器，路上遇到情况怎么办？目前情况瞬息万变，到了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怎么打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问题。

“说到底，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广大人民的深厚感情。”黄楠说：每次有媒体请我题词的时候，我就会将父亲那句‘为人民利益奋斗到底’写给他们。“这是我父亲一生的追求，做子女的，更应该延承下去。”

黄楠笑着对记者说，瘦削的面容上泛着光彩。

跃马盐淮辟新天——淮海军区抗战中的黄克诚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