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记 者 李国瑞 通讯员 鲍 林)左益大的家,位于东海县和平路小学附近一处老式院落中。笔者抵达那里时,已是下午四点钟。
“一路奔波,快进来歇歇!”见到笔者,一位身着整齐的藏青色中山装、手执拐杖的老人缓步迎了出来。
老人便是左益大。
进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书画,“这些都是我在上老年大学期间的作品,很多还拿过省里的奖项呢!”左益大微笑地介绍。
窗前的书桌上,静静地立着一副旧相框,相框里有一张旧照片,照片中的年轻人一身戎装,威武刚毅。
“这是我70年前照的,那时日本刚投降不久,我在淮阴军分区政治部做宣教科干事。”左益大一边说着,一边缓缓地在桌前坐下。
迎着窗口照进来的余晖,老人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主动参军成为新四军战士
左益大的老家在沭阳胡集,离沭城镇大约40里路。
1939年2月,日军占领沭阳,他被迫辍学,回家种地。
1940年秋天,根据中共中央“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率先进入苏北,开辟淮海区抗日根据地。
当部队经过沭阳时,18岁的左益大主动参军,因为读过几年书,成了随营干校里的一名学生战士。
“当时地方上参军很踊跃,家人也很支持,胡集镇一夜就走了几十个人。”左益大回忆。
在随营干校里,左益大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最让他难忘的是1940年10月,一支队在阜宁缴获一个顽军修械所的事情。
“当时那个所里有近百名工人,还有车床、柴油机等大型设备都成了我们的设备。后来,我们以此为基础,在南洋岸成立了一支队修械所,不仅能修兵器,还造了很多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左益大回忆。
不久之后,左益大随一支队一路南下,驻扎在盐城北洋岸附近。
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与刚取得黄桥战役胜利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盐城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随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七旅,“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左益大笑着说。
通过情报拔掉敌人据点
1941年5、6月间,左益大从随营干校毕业,分配到盐城三区筹集军粮,后来三区区中队成立,改任区中队指导员。
新四军军部在苏北地区的两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艰苦的时候,日军对淮海、盐阜革命根据地反复进行“梳篦”式扫荡,让左益大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7月的大扫荡。
“盐城一带是水网地区,当时鬼子和伪军来了两万多人,天上是飞机轰炸扫射,河汊里是架上机枪的汽艇横冲直撞,岸上是一排排的骑兵、步兵,我们一听到汽艇的‘突突、突突’的马达声,就要马上转移。”左益大回忆。
“那次扫荡,盐城的鲁艺学院损失很大。1941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有师生四五百人,一时成为苏北的文化重镇。”
在1941年7月的大“扫荡”中,鲁艺学院转移到乡下,后来为了减小目标,队伍分成两队行动,一队随军部转移,二队200余人向日军侧后方伍佑、大丰一带转移。
“谁知鬼子在夜里将二队当做新四军军部包围了,那一仗我们牺牲了二三十人,鲁艺学生几十个人被俘。”左益大回忆。
这件事后不久,华中局认为在当前形势下,鲁艺很难生存。“于是,学校就被迫解散了。”左益大惋惜地说。
不过,在左益大看来,日军并非无懈可击。
“鬼子人数少,只能占领县城和大的集镇,小集镇最多二十几人,其他都是伪军。要发动大规模扫荡,必须集中兵力,统一行动。而伪军中很多都是新四军的内线,随时可以提供情报。等鬼子兵力薄弱,我们就组织民兵拔掉他们的据点。”左益大说。
邹韬奋给咱们做报告
1943年,左益大开始在盐东县从事交通工作。
盐城是当时苏北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苏北各界人士常齐聚盐城商讨国事。上海和江南江北敌占区、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常去抗大学习,因此,保证盐阜区的交通线畅通极为重要。
“这条交通线,从上海经苏中、盐东、阜宁、淮阴,再通过山东去延安。信件、情报和重要人物、知识青年往来很多,特别是知识青年,每次护送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他们中很多人都去了延安。”左益大回忆。
“交通线上保密最重要,我护送过许多党的干部,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1942年11月下旬,著名新闻出版家、民主人士、“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辗转来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3年,邹韬奋在盐阜区做了报告,左益大也有幸去听了。
“他讲了自己如何从广州出发,经湖南、汉口、上海直至盐阜的经历,一路走了三个多月,不仅要躲开日本人,还要提防国民党特务,实在是不容易。”左益大说。
“虽然邹韬奋先生不是我护送的,但党的交通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也感到十分自豪!”
重温那段历史 算是一种纪念
抗战胜利后,左益大在淮阴军分区政治部工作,1952年调任沭阳县教育科长、东海县平明镇瓦基区(今为瓦基村)区长,后来一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
左益大坦言,“晚年生活非常幸福,最骄傲的是自己的子女。”
“我的大儿子是徐州矿大的教授,大孙子、大孙媳都在美国读博士,小孙子也在俄罗斯读研究生,大女儿、小儿子常来看我,很孝顺。”提起子女,左益大一脸的幸福。
如今,老人平平静静,没有烦恼,每天读点书,写点文字,他摘下老花镜后,仍然带着笑意,有着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他说,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将这段往事讲出来,重温那段历史,“算得上是一种纪念。”
踏出小院,笔者上了车,左益大仍站在门口目送,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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