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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 （连云港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晨晨）他出生于连云港市赣榆区城头乡东大坊村，1945年开始军事生涯。曾任秘书、科长、研究室主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等职，荣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功勋荣誉章等；他是一位共和国少将，却一辈子没带过兵；不过，手里的笔却从未放下；他出版了《项英传》《新四军简史》等6本书；参与主编了《军事大辞典》等3本书；他是王辅一。
“您对我党我军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是闻名军内外的军史专家，是新四军军史研究的权威”这是2011年1月1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给王辅一的来信中的评价。当时的王辅一，已经83岁高龄；而这位老人正是从连云港市赣榆区走出去的一位共和国少将。
身为将军的王辅一，一辈子没带过兵，不过，手里的笔却从未放下。笔就是枪，挥笔铸剑。74岁那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底，中国作协表彰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作家，全国共有667人，其中解放军有117人，王辅一位列其中。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王辅一始终没有放慢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奉献的脚步，矢志不渝为党和军队书写着辉煌，成为大家颂扬的军史“活辞典”。
“没有抗战，我也不会走上革命之路”
1929年7月，王辅一出生在赣榆县（现赣榆区）城头乡东大坊村。抗日战争爆发时，王辅一还只是个一岁多的小毛孩，可是14年的抗日战争却是王辅一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我年龄很小，因而不可能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如果没有抗日，我也不会走上革命之路。”在日前，他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如此回忆道。
当时，日本鬼子打到赣榆县时，王辅一正在上小学5年级。很快各个村庄里成立了儿童团，王辅一当了儿童团团长。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是村长，所以，县里来了人都住在他家里，总是能接触到不少的共产党员、八路军，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熏陶。当时，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战争，很快就成了村里抗日小骨干。
1939年，王辅一10岁，有一天到地里割草，突然鬼子的飞机来了，围着庄子附近低空盘旋。当时作为儿童团团长、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的他，怀里藏着一本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小册子，腰里揣着一颗小手榴弹，时常参加夜间巡逻———这枚手榴弹是区委书记给他的，并且曾告诉他：“鬼子来了，你要躲；被鬼子抓住，跑不掉了，就拉弦。”
日军很快占领了王辅一所在的赣榆县，当时，日均据点设在朱都，离王辅一所在村庄只有10里远，非常危险。年幼的王辅一耳闻目睹了不少日军的暴行乃至屠杀。“村里有个姓仲的人，也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庄里的一个警察，就被日本鬼子抓去，放狼狗咬，用刀一块块把肉割下来，他最终惨死在鬼子的刀下。”
由于他机警聪慧，多次死里逃生；不到13岁，他便入了党。16岁那年，他从学校400名同学中被选调参军入伍。刚穿上军装时，他是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的一名缮写员。战火硝烟中，他刻钢板，印文件，还参与《民兵报》的刻写、油印工作，用一支笔与进行夏季“扫荡”的敌人作战。自解放战争起，王辅一调至山东野战军政治部，随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等领导转战沂蒙山区，后又任唐亮、鲍先志将军的秘书。
这也在之后为他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础。
“为军队做事，是最大的精神享受”
从年轻时起，王辅一就保持着口袋里携带纸笔的习惯，想到什么，马上就记下来。而战火的淬炼、多年的磨砺，使有着长期在我军高级将帅身边工作特殊经历的王辅一，成为不少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对我党我军各个时期的人物典故更是了如指掌。
1964年5月，他随首长到福州开会时发生昏厥，随后住院2个多月，军区总医院神经科主任告诫他：植物神经系统受损紊乱，今后再也不要做文字工作了，再干就没命了。然而，王辅一从未离开烹文煮字、呕心沥血的写作活动。这么多年文字工作的打熬，不仅没有像医生警告的那样击垮他，反而使他修炼成为一名落笔成文的老兵。多年来，王辅一一直是手写书稿，人物传记涉及的事件、故事、人物难以计数，除客观准确以外，王辅一在治史的过程中坚持能出现人名的尽量核准发表。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为许多战争年代的官兵恢复了历史原貌，澄清了历史事实，不少后人亦为此受益。
至今，王辅一已经出版了《项英传》《新四军简史》等6本书；参与主编了《军事大辞典》等3本书；协助编审出版了《项英军事文选》《新四军与南京》等8本书和一批文稿。此外，他为陈毅、周子昆、唐亮、杜平、向守志、刘西元等11位将帅写出传略；为黄公略、张爱萍、许世友等10位老将军写过业绩专题。连同其他200多篇研究文章，粗略一算，离休后他已发表作品近1200万字。其中，他撰写的《罗炳辉的故事》，收入“早陨的将星”丛书(共8册)，获得中宣部颁发的1992年度精神产品“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王辅一对军史、战史资料烂熟于胸，可常年熬夜写作，也使王辅一的视力陡然下降，出现了白内障眼疾。2006年12月，军区筹建军史馆工作进入紧张施工阶段，有几处需要他这个“高级顾问”核准后施工。实在等不及，工作人员就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的病床前，王辅一用手把当天开刀蒙着的左眼掰开一条缝，吃力地瞄了瞄。好在，这不需查阅史料他随即予以确定。至今说起这一幕，参加军史馆筹建的同志仍赞叹不已。
每天不停地忙碌，辛苦付出却不求回报，有人会觉得这对王辅一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和压力。而王辅一不以为然，他曾笑着对某报记者说：“为党、为国家、为军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会带动个人的学习，带动个人用脑、动腿和体力锻炼，生活更加充实，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别人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
王辅一有着很深的“军队情结”，他怀着极大的热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处理各种战争年代的“遗留问题”，留下不少佳话。其中较为知名的，就是自上世纪50年代起，王辅一开始为“临汾旅”授予称号一事奔波，直到新世纪的2002年，才圆满完成。
这事要从1948年5月说起。当时，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23旅，在临汾战役中战功卓著，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兵团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23旅“临汾旅”荣誉称号。当时团以上单位授荣誉称号均由中央军委批准。但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此批件一直未查到。1978年秋，王辅一参加总参召开的司令部工作会议时，在延安革命博物馆看到了徐向前元帅当年向“临汾旅”颁奖的图片，立即打电话告诉该部领导，使这一图片列入该部历史陈列室。可是，最终的批文还是下落不明，这一直是王辅一的一块心病。
2002年5月，《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稿件，称在徐帅夫人黄杰同志帮助下，经中央档案馆仔细查询，查到了尘封50年、由周恩来批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同意给“临汾旅”颁授的审批件。王辅一获悉后，立刻赶到该旅当年的副旅长、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吴仕宏家中，向吴老汇报此事。经吴老同意，他3次起草信稿，向总政、军事科学院和军区领导详述汇报此事，直至准确情况在几家档案馆存档后他才放下心来。
凭借深厚的军史功底，每逢有人在研究党史军史和著书立传遇到困难时，都会找到他帮忙，堪称军史“活辞典”。1990年4月26日，湖北省委相关部门计划在武汉为项英竖一座铜像，但碑文迟迟定不下来，于是找到了王辅一。王辅一听了二话没说，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准确精练的要求，连夜修订文稿。第二天，他与湖北来的有关人员一起，逐字逐句推敲，最终将1300多字的原稿，压缩调整成900个字，由湖北省委报到北京，经党中央有关部门审定后，刻写在武汉项英铜像背后的照壁上。
1993年4月的一天，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派两个工作人员为首长查找一代名将王近山抗战中指挥一次有名战斗的资料，查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正在失望时，他们突然想到了王辅一。谁知电话一接通，王辅一当即告诉他们此仗叫韩略村战斗，消灭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参观团”120多名，时间是1943年10月24日。
多年来，王辅一帮助军内外的来访者查询党史军史方面的事情从未中断过。有的查询祖辈抗战期间牺牲后的埋葬地，有的查询部队番号变化，有的查询父辈任职变化。“别人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让人失望啊！”王辅一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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