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张晨晨 刘鹏
初冬时节，霜重色浓，寒风阵阵，当笔者走进连云港党史老兵、赣榆县党史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戚贵森的小院。“来来来，快请进！”老人热情打招呼。
中文系高才生的“因缘际会”
尽管年近八旬，但戚老精神矍铄，身板笔直，双目炯炯有神。戚老书房典雅大方，四扇书橱摆满古今中外名著和典籍，而最显眼的是各类党史书籍，包括《峥嵘岁月》《民族之光》《人民英烈》《赣榆县党史大事记》等党史书籍和史料；还从上到下存放着不少手工整理的资料，不少资料都是他一字一字手抄整理出来的。退休近20年来，他每天都要研读各种文史资料，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老人个子瘦高，头发花白，但他说起事情来，没有丝毫的迟缓和寡言，谈锋甚锐。尤其交流起有关地方党史的话题，总是侃侃而谈。1963年，出身农家子弟的他，考入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67年毕业时，正赶上“文革”爆发，不得不推迟一年离校。也就是1968年当年，包括他在内的中文系4人，来到了赣榆县抗日山参加劳动锻炼。“之所以能与抗日山结缘，主要还是受我们中文系书记的影响，他在抗战时期就在八路军115师担任师警卫排的排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革命’。那时115师就驻扎在抗日山周边，在校时他就跟我们讲述过关于抗日山的战斗故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使得我们很向往。”
其实，在党史的关怀哺育下，他从小就很优秀——14岁入团，24岁入党，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造化弄人，“文革”期间，他遭受冲击，身体和精神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粉碎“四人帮”后，他被安排到新华书店工作，卖书送书，样样都干。可即便如此，他仍信奉一个道理：逆境中不气馁、不抱怨，要靠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后来他被安排到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从此与史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戚老从书柜中小心拿出一本纸张泛黄的“老书”——《赣榆革命斗争史料选编》，对我们说：“这是赣榆第一本成册的党史资料，也是我参加编纂的第一本，算是我的‘处女秀’。”笔者拿过一看，其出版于1979年10月。他说，“这本书是根据零零碎碎的史料整理编纂而成的，都是战争年代在赣榆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但不成体系，很是杂乱。”此后，他凭借自己的文字能力，反反复复，花费了3个月左右时间，去芜存菁，编纂成册。其间，他还专门跑到徐州找人设计封面。
“赣榆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赣榆大地是英雄的大地。这里的山山岭岭都燃烧过革命斗争的烈火，滩滩水水都凝聚着烈士的鲜血。革命前辈和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塑造了自由解放的丰碑，也为地方党史留下了丰富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千金难买的精神财富，因此，征集、研究编写党史资料，继承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我们责无旁贷。”老人说，该书对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起到了发轫作用，尤其对年轻一代，使他们知道，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老一辈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从“白纸一张”到“精品荟萃”
“存史、育人、资政”，编史修志是传承我党优良传统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工作。戚贵森所学的专业虽然不是党史和历史，但是他对于从事史志工作也有自身的优势，他做过考古专干，这为他的修史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他回忆说：“我那时还很年轻，经常背着考古包，穿着考古服，拿着锤子，参加各种野外考古，一身‘奇装异服’，经常引来人们的注目，也养成了注重调查研究，求实存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实际上，赣榆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是1981年8月全国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后起步的。据戚老回忆，1981年12月，中共赣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并根据省市委指示精神，确定了8个人的编制，调配了人员，解决了经费和办公地点等问题。“1982年1月，我正式调入党史办，是组织关系调入最早的人员之一。”戚老说，从此他正式踏上编志修史的道路，一干就是半辈子。
赣榆是建党较早的县，1928年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因此，赣榆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当时党史编修工作刚刚起步，全县上下在这个领域几乎白纸一张，特别是地方史，几乎就是空白。所以，有关“何时建党”，“都有哪些党员”，以及“党史人物张竞同、侯文风、陶君彦、张树人、符竹庭、朱爱周、董力生等的事迹都有哪些”等，人们知之甚少，许多方面只能从零起步。所以，到全国各地访问老干部，抢救活资料，查阅历史档案和文献，是早期党史工作的主要内容。
戚贵森说：“有人调侃，编史修志是‘四苦’全书，辛苦、清苦、艰苦、痛苦，但赣榆党史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点滴积累中完善起来。”在他看来，修史致用，不能单纯为修史而修史，更要有耐得住寂寞的勇气和承受艰苦的心理准备，努力打造党史精品佳作。据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家工资都不高，长期出差是一件艰苦的任务，一天的工作补助是4毛钱，其他什么都没有，往往一个月工资都贴进去了还得倒欠账，没有人愿意出差。即便如此，他还是义不容辞，甘打头阵，甘当主力。他回忆道：“那时大家都很清苦，第一次去访问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同志，我们送给他的家乡礼物，是价值3块钱的赣榆吴山大茶。我们在北京拜访老干部，连续奔波了两个月，查资料，找线索，许多时候交通费也得自掏腰包。可是，我们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心思看北京的风景古迹。两个月时间里，几乎天天路过雍和宫，却始终没有进去看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戚贵森等一些敬职敬业者的努力下，赣榆党史工作出了不少精品。比如《抗日山志》，这是党史办成立后的次年，即1983年，编纂的第一本书——开国上将肖华作序，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手书题目。而书里除了详细记录了抗日山的历史变迁和革命斗争故事，不少经典照片都是从中国军博馆专门拷贝来的，十分珍贵。为了编辑这本书，戚贵森等人也是费了不少工夫。他说，比如书中的烈士名录，因没有书面资料，只能攀着木架子从抗日山烈士碑刻上，一个字一个字查找抄录烈士姓名。“一个人爬在架子上读名字，一个人在下面记录，吃了不少苦。”他回忆道。
而《峥嵘岁月——赣榆县革命斗争史》全书共计11章，戚贵森担任主编和主要执笔。这是一本地方党史书籍，当时在全国公开出版的地方史不多，赣榆乃属居先。这本书从征集资料、拟定纲目、写出初稿到修改定稿，前后历时9年。此书忠实地再现了赣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和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讴歌了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精神风貌，是一份难得的革命传统教材。该书出版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公开销售发行。
据戚贵森回忆，他们走访了老干部300多人次，翻捡档案资料1000多卷，共征集到各革命历史时期的党史资料累计500多万字。并先后召开3次较大规模的老干部座谈会。值得一提的是，此间，戚贵森还充分发挥他在担任考古专干期间掌握的摄影、绘地图技能，在书中穿插配加了不少的图片和地图等，提升了该书的权威性和可读性。“编写好地方党史，可以充分发挥党史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和立史存查、弘扬正气、烛照奸伪的社会功能。”戚贵森说，“再辛苦我都觉得很值得！”
发扬“钉子精神”，甘为“铺路石子”
众所周知，编志修史的过程繁杂而枯燥。规模庞大的修志规划背后，是一代代修志人智慧和辛劳的累积。他感慨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正确认知历史、学习党史，才能知党、信党、爱党。而我们做的都是铺路石子的工作，义不容辞。”
的确，在从业生涯中，戚贵森坚持“实践出真知”，积极带领大家开展各种专题调查研究，解决了党史研究中的不少疑难问题。比如对“小沙东海战”的专题，过去知之甚少，见到的只有周而复写的《海上的遭遇》一文。后来他们开展专题调查，先后访问了小沙东海战的参加者彭雄参谋长的夫人吴为真，以及伍瑞卿将军、张池明将军，田守尧旅长的亲属及其老战友蔡家荣等，取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基本搞清了海战的详细经过和前因后果。再如，对抗战开始后赣榆县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即“赣榆二次建党问题”，他们还进行了专题调查，先后访问了谷牧、万毅、李欣等同志，不但搞清了赣榆二次建党的始末，还搞清了赣榆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及其演变情况。
交谈中，笔者能感受到戚贵森对编志修史工作的真挚热爱。而这一份热爱，源于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改革开放的坚决支持拥护。而这份感情，表现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天津查史料，水上公园有座山叫‘狮虎山’，我就在空闲之余，进去参观。狮虎山的情景对我触动很大，那些狮子老虎不就是在‘文革’中残害人类的‘四人帮’吗？我当即触景生情，写了首诗，发表在了1982年第一期《雨花》杂志上。”说到这里，戚贵森铿锵地朗诵起来，“好一个威风的名字一一狮虎山/我想定有风雷相生/狮舞虎旋/谁料，我竟如此失望/在这里，百兽之王/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死闭双眼/莫非是梦想重返山林/还是回味大口咀嚼的贪欲和香甜？疑虑中/我将栏杆猛拍/那声音，震得狮虎直颤：野兽食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塑造了人的尊严！”朗诵完毕，他目光犀利：“这首诗抒发了对文革的否定，对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新时代的热情讴歌！尤其那时我参加了修史工作，这让我很振奋，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和斗志！真的是抱着一腔热情，无怨无悔。”
就是带着这样的热忱，那些年，他们访问了老同志300多人次，积累500多万字资料，其中重要资料分装20个卷合300余册，一般资料分订40本卷宗。此后的1985年，他们陆续编印了《赣榆县革命斗争史》和《赣榆英烈》，1986年编印了《赣榆县革命斗争大事记》，1988年与县委组织部和档案馆联合编印了《中共赣榆县组织史资料》，较早地完成了中央部署的建国前党史资料的编写任务。同时，他们还编印了各种内部资料15期，总字数近200万字，每期印1000册。“这些资料虽然编辑水平有限，但是有很大的历史价值，所以深受欢迎，供不应求。”戚贵森露出欣慰的笑容。
因为工作出色，1989年，戚贵森升任赣榆县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担任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县委领导下主持全县党史工作。从此，他积极践行一个原则：“当指挥员，首先要当好战斗员，不仅要动口，更要动起手！”为此，他积极带领大家投身到编志修史的复杂工作中去，下基层、深调研，乐此不疲。当时，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戚贵森没少费心思。“谁都知道，修史工作很枯燥，是一项考验毅力和韧性的事情，要甘坐冷板凳。为了让大家能有所归属感、成就感，我曾无数次帮助他们修改文稿，给予指导。当时的史料集成中，我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几乎都没有署名，而是把这份荣誉让给大家。”他说。正是这种求实存真、甘于幕后做钉子的精神，才让他走到今天。
时至今日，戚贵森重拾了自己的文学梦，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书稿，但他对修史工作的重要性仍有着很深的见解：“随着干部队伍新老交替进程的加快，大批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许多年轻干部对党的历史不甚了解，缺乏党性党风和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这就迫切需要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广大年轻干部不仅要提高理论素养，也要加强对党史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党走过的艰难历程，熟悉党的优良传统，汲取党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从而确保革命火炬代代相传，鲜红党旗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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