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榆区委组织部
王维聪
【连网】 作为一名基层文字工作者,我亲历了从“爬格子”到“电子化”“无纸化”的写稿变迁,在办公条件的快速改善中感受到生活、学习、工作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受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1973年6月,我出生在赣榆县徐山乡桑行村,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小时候的记忆中,父母起早贪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但年终有时还会“透支”,遇到青黄不接的年月,家中没有粮食,母亲无奈拎着小“斗远子”左邻右舍去借。这种状况,到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彻底好转。
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是在1993年底。其时,我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参加邻近的夹山乡党委招聘通讯报道员的考试,并有幸唯一入选。虽然是个“临时工”,但给父母带来的荣耀不亚于考上大学。上班的那天早晨,父亲买来一大堆鞭炮,痛痛快快放了一场,村里人闻讯都出来观看。
乡镇的通讯报道员就是个“土记者”,主要工作就是报道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报道群众生产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变化。那时候每篇稿子都是手写,然后工工整整抄写几份,通过邮局寄给县电台、报社,市及以上相关媒体。
记得抄写第一篇稿子时,党委秘书拿着一盒复写纸走过来说:“你这样抄太慢了,用复写纸快,可以一式四份。”
稿纸是党委定制的,每页300格,便于计算字数。党委秘书复写稿件很有经验,他拿过稿纸本,一边示范怎样放复写纸、复写板,一边讲解要领。
当时乡党委只有一台手动铅字打字机,打字员“咔嚓咔嚓”一分钟只能打二三十个字,打完蜡纸还要油印,费事不少效率也不高。为了赶时间,我写好的稿件只能靠复写。
复写稿件是一件苦差事。遇到感觉价值较高需要大量外发的稿件,复写三四遍是常事,我常常一式六份进行复写,写到最后,手指、手腕包括小臂肌肉钻心的痛,右手中指磨出的老茧比黄豆粒还大。
稿件的发送也特别慢。从采访到复写完成需要一天半时间,但是邮车一天只发一次,误了点就要多等一天,加上寄送时间,常常需要五天以上,新闻往往变成旧闻。
发稿最快的是电话。1995年之前赣榆乡镇党委办用的是需要总机转的“摇把子”,县里有通知下发经常以“电话会”的形式口述,为了防止误事,乡领导对电话管理很严。我唯一用电话发稿是在1994年的夏天,一天下午,一场雷雨过后,乡驻地及周边方圆大约五里的范围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蜻蜓。老百姓都从家里出来看,大家都没见过这种现象,一时各种猜测都有。
凭着对新闻的敏感,我迅速写了一篇短新闻,经过领导批准,通过总机辗转接通了《连云港日报》编辑部的电话。我这边说“赣榆话”,是北方语系,那边说“新浦话”,是南方语系,虽然都尽量说普通话,但各自方言味太浓,有时一个字要组好几个词对方才能明白。一篇300多字的稿件,足足打了有半个小时。领导在一边气的说:“以后再也不要用电话发稿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艰苦的条件很快得到改观。1996年初,乡里的手动打字机换成了“四通”,打字的效率高了,也让我摆脱了复写纸。“摇把子”换成了程控电话,还配上了传真机,时效性强的稿件可以通过传真发送。但是由于费用不菲,时效差的稿件还得靠邮寄。
进入新世纪以后,网络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电脑逐渐在单位普及,实现了无纸化办公,“电子稿”可以通过“e-mail”发送。接着,QQ、微信,各类新闻网站、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距离就在一指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一笔一划 “爬格子”沉淀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让电话发稿、传真传稿、到邮局寄稿永远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翻涌的一朵浪花,是时代大幕定格的一个缩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巨变不胜枚举、比比皆是,映照着新中国成立70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昂首走进新时代、坚定信心再出发,这样的巨变、这样的成果将会越来越丰硕、越来越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