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70问

2015-08-28 09:57 来源: 中国文明网

分享到：

编者按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文明网特别编写了《中国抗日战争70问》专题，以帮助广大网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深刻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更好警示和教育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唯有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才能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克服艰难险阻、奋力砥砺前行，不断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向抗日先辈默哀，向抗战历史致敬！

1.抗日战争为什么能够避免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命运？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梁柱：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抗击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如何避免近代历史上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关键在于要注重发挥我方战争正义性、得道多助的优势，充分利用敌人失道寡助、“少兵临大国”的弱点，真正实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发动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这是坚持抗战并争取达到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对参加抗战的党派，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即实行有利于全民族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谁就实际上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指导者，它将最终赢得战争，也将赢得人心。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2.抗战时期中国为什么能从“散沙一盘”凝聚成“磐石一块”？

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吕薇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固然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促成、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抗战精神的形成与全民抗战的发动。可以说，日本之所以敢于挑衅欺负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缺乏民族凝聚力，难聚全民之力御敌。但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面对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人民迅速觉醒，中华民族空前团结，中华儿女的战斗力和凝聚力空前提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义无反顾投身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正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空前觉醒和增强，将中国由“散沙一盘”凝聚成了“磐石一块”。

3.民族精神对抗战胜利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社科院党校副校长夏春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依托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汇聚成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尽管出现过暗流、逆流，但团结抗战、共御外侮始终是主流。正如我们国歌所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所谓“新”，主要是说这是一道精神长城。它是无形的，却坚不可摧、不可逾越。从力量对比上讲，近代以来敌强我弱的态势在抗战时期并无根本性改变，但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凝聚力发生显著变化，从而深刻影响了战局进展。抗战持续时间长达14年，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作支撑，艰苦卓绝的抗战不可能坚持这么久。同一时期，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拥有“牢不可破”的马奇诺防线，却被德国闪电战击溃，仅一个多月就告败亡。而中国虽积弱积贫，但有强大的民族精神作后盾，所以能在外援有限的困境下，独力支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乃至最终以弱胜强。

4.团结起来对取得抗战胜利意味着什么？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存良：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危险关头，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一致，彰显了强大的凝聚力。朱自清在《这一天》中这样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靠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在敌强我弱和没有充分外援的条件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毛泽东指出，中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所以说，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

5.抗日战争的全民性体现在哪里？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抗战期间，中国有4亿多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力推动下，曾经内战不休的各派系军队捐弃前嫌、相继出动，投入对日作战；曾经政见对立的各党派，结成抗战同盟。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扬抗战”成为了“民气”。满、蒙、回、维、藏、苗、瑶、黎、壮、朝等少数民族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在近800万海外侨胞中，仅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抗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6.抗日战争的艰苦性有哪些具体表现？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日军在中国使用的战争手段极为凶残，大屠杀、细菌战、化学战、“三光”政策、蹂躏妇女、无差别轰炸等暴行灭绝人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肆无忌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10年，此后也主要是靠自身力量抗衡强敌。特别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靠自力更生顽强坚持。中国抗战成为二战中最艰苦卓绝的战争。

7.为何中国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抗日战争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中，中国是战争时间持续最长的国家。这是由战争双方国力、军力对比所决定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已经高度工业化，日本军队装备先进，训练有素，进行的是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军队基本上是陆军，装备也比较落后。两国、两军对决，日本意在速战速决，中国则体大力虚，必须充分发挥地广人多的优势，通过长期的战争“熬”垮敌人。

8.如何认识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认识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的关系，首先要厘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起点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在学术界，大多数人形成的共识是：“九一八”是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是全国性抗战的开端，二者之间即为局部抗战。一方面，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具有统一性。14年的抗日战争都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局部抗战是全国性抗战的基础和准备，全国性抗战是局部抗战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又具有重大差别。这种差别的突出表现，就是七七事变前后国内阶级矛盾具有实质性变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仍然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七七事变之后，国内阶级矛盾让位给中日民族矛盾，国共两党转变为合作抗日。这个转变非常重要，标志着全国团结抗战的形成，全民族抗战的真正实现。总之，局部抗战与全国性抗战是抗日战争两大发展阶段，既有统一性，也有差异性。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全国性抗战，也要充分肯定局部抗战，二者不可偏废。

9.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是什么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梁柱：第一，以正确的主张发挥了政治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首先发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主张，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前提条件；力排“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战争的倡导者、组织者。全国抗战初期，党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升到战略地位，并在之后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力量。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逐步成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主战场。第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有力地制止了内战危险和对外妥协倾向，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因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才使得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

10.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政治方针和军事战略上为夺取抗战胜利指引了方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共产党制定实行的广泛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也丰富了世界军事理论与实践。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科学预见：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抗战的军事战略是“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撰写了指导抗战的军事理论文章《论持久战》，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科学预测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阐明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迎来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将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和民兵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

11.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改变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状况，建立各党派同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有效方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国共合作抗战，但国民党始终摆脱不了反共灭共的阶级局限和独裁专制的思维桎梏，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使得实现和坚持全民族抗战的过程步履艰难。共产党展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率先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从而解开了国共磨擦的死结，开创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为了民族大义，共产党承担起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确定“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在发展抗日运动和“抗日高于一切”的旗帜下解决与国民党的矛盾磨擦，使国共关系即便出现皖南事变的重大危机也没有破裂，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各种抗战进步力量团结的轴心。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扮演着实际领导者的角色。

12.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斗力强在哪里？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抗战期间，中日两军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从总体上讲是两个时代的军队在进行两个时代的战争。国民党军内部关系紧张、作战思想呆板、训练质量不高、兵员素质不佳等，也是造成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我军在抗战时期，卓越完成了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使命。我军战斗力的塑造，不但有顽强的战斗精神支撑，而且有先进的作战思想、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有效的治军方略保障。与国民党军按套路打仗治军不同，我军是按目的作战建军，训练实战着眼于对付什么对手、完成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基本需求，政治工作着眼于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简单直接，却实用有效。

13.为什么说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战的实际领导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曹守亮：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遂对国民党发动了代号为“桐工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国民党出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采取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准备反攻内战的政策，连续发动了反共高潮，把抗战胜利的希望越发寄托在同盟国身上。随着艰苦的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先后出现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及数十万军队公然降日和豫湘桂战场大溃败的局面，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大幅下滑。与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发挥的主导作用相比，战略相持阶段抗战的实际领导力量已经转移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的彻底性和坚决性，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之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所坚决执行的人民战争原则，使敌后战场不断发展壮大，逐步上升为抗日的主战场。

14.为什么说八路军揭开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中国战场的战略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有利形势下，首先是由八路军开始进行的。从1943年秋季起，日军在华北敌后战场逐渐失去主动权，而力量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八路军在一些地区开始占有相对优势，并首先发起攻势作战，揭开了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1943年7月30日，晋鲁豫军区集中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起卫南战役。至8月中旬，卫南战役胜利结束。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8月18日，林南战役打响。激战至8月27日，林南战役结束。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继卫南、林南战役之后，八路军山东军区于1943年11月在鲁南、滨海等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讨伐伪军的战役，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是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经积蓄力量、发展壮大后准备反攻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八路军已在一定程度上夺取了战场主动权，具备了攻势作战的能力，局部反攻的条件开始成熟。

15.抗战期间我们党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指导上有哪些创新？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政治委员郑卫平：正确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指导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前提。抗战全面爆发后，通过分析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特点，我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系统回答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三大问题。立足对中日双方优劣长短的准确研判，我党积极进行战略创新，把抗日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确定“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创新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针对日军夺城掠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分赴华北、华中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将日军后方变成前方，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从内线、外线夹击敌人。这些符合中国国情、充满唯物辩证法光辉的战略指导和战争理论，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并随着抗战进程逐步实现战争力量强弱转化，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16.游击战对抗战胜利发挥了什么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梁柱：抗日游击战争是弱国战胜强国侵略的有力武器，是实现人民战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抗日游击战争的显著特点，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最充分地发挥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弥补并逐步改变了敌我之间物质力量的不平衡状态。这样，就把敌人的广大后方变成消灭敌人的战场，牵制并消耗了大量敌人；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坚持了持久抗战。坚持敌后抗战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践证明，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有力地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和创造光明中国的重要一环。

17.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干了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延伸，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倡导者，而且是重要推动者。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出发指出：“中国人民、中国侨胞及南洋各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太平洋各民族的广泛的反法西斯日、德、意的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8.毛泽东为争取各国联合抗日对西方记者说了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姜廷玉：1936年7月，毛泽东告诉斯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中共把美国等一些不愿看到日本侵占中国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中国不仅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还必须努力把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赞扬了美国民主党和总统罗斯福维护国际和平和谴责法西斯的政策，同时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

19.当时的美国记者是怎么看中共抗战的?

中央党校党史部卢毅：1944年，外国驻华记者对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的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英勇作战。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当人们想起共产军以云泥之差的劣势对抗敌人时，共产军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延安听他们讲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我到了沦陷区，与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共处了两个多月，我亲眼看见了他们攻取并破坏敌人据点与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个确信，就是：共产党的发言是绝没有虚张声势的地方的。”继中外记者团之后，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

20.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在哪里？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共赴国难、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共产党认为“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国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决定实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但实行的却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则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具体内容，并躬身实践，在敌后战场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构建起进行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

21.如何认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别由国共两党主导。正面战场在较长的历史时间，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起着主战场的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具体来说，在战略防御阶段，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不仅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不得不长期而不是暂时分散兵力两面作战，从而为推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阶段，实现持久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敌后战场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收复了大量失地，成为全面反攻的战略基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关系。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作用是明显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也是明显的。

22.我国少数民族人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哪些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当时，中国各少数民族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从北到南，从朝鲜族、满族到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为保卫中华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少数民族建立起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抗日武装。其中，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地区回民抗日游击队最为有名。冀中回民支队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担任司令员，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曾被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1938年3月13日，新疆库尔勒县维吾尔族妇女然比汗，捐抗日救国后援款票银75万元。11月6日，阿克苏区温宿县农民沙海阿洪将父亲遗留的部分朝汗路费捐作抗日捐款，并称：“全国抗战，民很愿亲赴前方，共同杀敌救国，奈因交通不便，并家务关系，未得前往，故将所有一半自愿捐助，以助前方多买几种枪弹，多杀几个敌人，好给我们中国报仇”。

23.全国抗战时期台湾同胞是如何开展抗日斗争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为将台湾变成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进一步强化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没有停止过。1938年3月，台湾工党领袖高斐反对抽调台胞到大陆为日军作战，领导数千名矿工在宜兰暴动。面对日本的文化殖民，台湾同胞坚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暗中学习被禁止使用的汉语，日本殖民当局强制推行的更换日式姓名运动也受到冷落。七七事变后，先后有5万余爱国台胞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战。许多台湾青年奔赴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活动。即便被日军征调到中国大陆战场的台籍士兵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进行秘密的反战运动，在关键时刻支持抗日活动。不少人还寻机起义参加到祖国抗战的队伍中，仅在海南岛一次起义的台胞即达298人。

24.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哪些贡献？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各种方式支援和参加祖国的抗战。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广泛开展募捐活动，筹集抗战急需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在美洲，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各种团体。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多种债券，总数达30亿元。到1942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认购总数达到11亿元国币，而且战后这些公债并未偿还。所以，他们购买的这些公债如同捐款一样，全部无偿地贡献给了祖国的抗战事业。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华侨纷纷“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连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25.为什么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和北非战场。二战期间，中国率先开辟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有力地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战线长达1800多公里，战火遍及中国10多个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至1939年欧战爆发，全国已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达3年之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5年1月6日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表示，“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苏联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26.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了哪些贡献？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的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计划，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致命危险。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抽调54万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大大加强了西线对德作战力量。中国抗战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有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仅10个师团。罗斯福总统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27.如果没有中国抗战世界将会怎样？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陈述：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提出了控制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全球战略。但是，法西斯集团军事图谋的实现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在欧洲它必须打败苏联，在亚洲它必须打败中国。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亚洲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日本法西斯的太平洋战线先天不足。假如中国不能困住日本，日寇北进攻打苏联，或全力南进攻打英美，战争结局将不堪设想。这一点，无论是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有清醒客观的认识。

28.为什么说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首先，中国对日作战时间最长。从九一八事变起到日本投降共14年，其中局部抗战6年，全国抗战8年。美国对日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4年；苏联从1945年对日宣战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1个月。其次，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1938年抗击了日本陆军师团数的94%，1940年抗击了日本陆军师团数的7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抗击了日本陆军师团数的64%和54%。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达128.3万（不含关东军），是日本海外各战场中投降人数最多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0万余人，自身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比值折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而苏军在远东战役中伤亡3.2万余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32万余人。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

29.为什么说中国战场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决定性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斗争，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与抵抗，日本陆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的仅有l0个师团，不及当时中国战场的1/3。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尽管投入海军主要力量，但无法抽调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配合作战，在中途岛战役后与盟军的逐岛争夺战中更处于劣势。中国还派出远征军协助同盟国军队作战。在两次滇缅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代价，延缓印缅战局恶化，有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1943年10月，日本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但由于在中国战场发动“一号作战”，所以实际上只抽调了3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但同时又向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导致在太平洋战场进一步被动。正是由于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互相配合、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加速了战局向战略反攻方向转化，成为日本战败的决定性力量。

30.为什么说中国抗日战争具有国际性？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局部抗战是阻击法西斯扩张的前哨战。在战胜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与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大陆较量的主要战场，中国军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体力量。苏联、美国等国家先后派出军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参加了中国抗战。中国的抗战完全融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31.能用场面是否“精彩好看”来衡量中国抗战的价值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欧洲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参战各国多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中国抗战是中国人民在本国国土凭借后进的自然经济条件与相对简陋的武器，采用独特的战略战术，对抗一个工业化强敌的战争。中国人打出了自己的尊严、赢得了自己的胜利。然而，总有人以西方的空、海现代兵器与大兵团作战为标准，认为中国战场少有精彩好看的场面，由此低估中国抗战的价值。如此见物不见人，见场面不见谋略，就军事科学或军事艺术角度而言，实为短浅之见。即便在当年的血腥战场上，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战争发动者，已经不时供认其侵略的失败。时任日军最精锐战略集团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承认，日本企求“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日军对八路军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

32.中国的持久抗战让日本法西斯尝到了哪些苦头？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陈述：一是拖垮了日本经济。1937年日本的直接军费占国民收入的17.6%，到了1941年，直接军费已占国民收入的34.9%。日本高额军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与生产，民众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二是造成了日本政界矛盾重重，内阁频繁更迭。抗战14年期间，日本内阁共换了15届。日本侵华头目冈村宁次表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三是对日本的军心、民心影响甚重。日本外相重光葵说过：“自满洲事变以后，已经过十数年的战争，大家都已精疲力竭极盼停战。”这表达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态。他还认为：“尽管军部怎样地宣传玉碎战之说，但不能不看到那是国家表面的、假装的现象。”中国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军事面临失败、经济疲软衰退、政局动荡不安的困境。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化，这几个方面终于形成恶性循环，使日本法西斯最终走向灭亡。

33.为什么说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标志性战役？

中国国家档案馆：连接中国云南与缅甸的滇缅公路，是战时重要的国际通道，大量战略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运抵中国抗战后方。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便企图切断这一重要战略通道。1942年1月，日军登陆缅甸，进攻仰光。2月，英国请求中国派遣军队入缅协助作战。3月8日，日军占领仰光，英军败退。3月20日，日军猛攻同古，英军岌岌可危。在日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并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中国克服困难，派出优势部队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与日军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成功掩护同古英军撤退。日军继而北犯仁安羌，围困英军主力。中国远征军驰援作战，成功救出被俘英军7000余人及美国传教士与记者等500余名。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多次挫败日军，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救援。特别是同古保卫战、仁安羌解围战，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未曾遇过的猛烈抵抗，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标志性战役。

34.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给同盟国提供了哪些具体支持？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部长曲爱国：总的说，中国是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中国投入大量人力修建空军基地，投入大批部队保护野战机场，保障盟军空中力量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和对日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的大后方地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控制的部分区域建立了众多气象站、水文站和无线电通讯网，并设立了联合情报搜集和整理机构。中国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钨、锡、桐油等战略物资。

35.中国战场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一些西方二战史学者刻意贬低中国战场地位，把中国战场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但事实表明，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集中了海、空精锐军力，但就战争的基本目标、战略地位诸方面考察，中国仍是东方战场的重心，日军主要战略目标在于侵吞中国。日本由“北南并进”的国策方针指引，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全国性抗战，挫败了日军速战速胜企图。1939年德国大规模进攻波兰后，日本军政高层一直摇摆于北进苏联远东地区、南进东南亚及西太平洋的战略选项之间。1940年7月27日，日军大本营联席会议制定《伴随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理要纲》，强调“首先将重点置于结束中国事变方面。”10月16日，东条英机组阁，最终确立“总体战”独裁体制，规定“向南方发展，以分断从背后支持重庆政权使其抗战意志愈加增长的英美势力同重庆政权之联系，这是促进事变解决的极为必要的措施”战略大方向。以上决策环节表明，日本在侵华战争危局中之所以放弃北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宣战，是为困兽之斗。

36.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是如何评价中国战场的？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斯大林曾谈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说过一段话：“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过，如果“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37.日本人是如何评价中国战场和中国共产党抗战的？

军事科学院原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刘庭华：战后日本战史著作承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研究中心：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感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活跃在当今日本政坛和学界的战略学家、历史学家伊藤宪一指出，毛泽东《论持久战》“设想之宏伟，之正确”，使人感受到诸葛亮《隆中对》那样的历史睿智。伊藤又举出最杰出的古典兵法《孙子》，并称为“孙毛”兵法。

38.为什么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员黄一兵：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那个时候的中国，毫无国际地位可言，根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资格。这种状况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政府充分利用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一历史契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废除了各国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种种特权，使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崩溃。中国政府直接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建立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作出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大国地位得以确立，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显著提高。

39.中国如何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1943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迈出了创建联合国的关键一步。该《宣言》宣布，四国将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在新的国际组织成立之前，四国将彼此磋商，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1944年8月至10月，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拟定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发起召开了旧金山会议，世界上5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议最后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并举行了签字仪式。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国不仅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而且还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40.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下的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法西斯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战后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猪木正道指出：“把大日本帝国定义为军国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在猪木正道看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性，较纳粹德国更具有典型意义。一部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可资佐证。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至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对周边国家的侵略，用兵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在世界近现代史罕见其匹。对这样的侵略战争史，日本右翼著者却大言不惭，粉饰为“百年战争”。

41.“大亚细亚主义”真的是要“解放亚洲”吗？

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于兴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打着“兴亚”“解放亚洲”“保全支那”的幌子炮制和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其核心是要中国放弃主权，任由日本“改造”中国，最终由日本独霸中国和亚洲。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等于“大日本主义”。对此，日本著名学者木下半治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右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主张军国主义、侵略主义，并且一贯以大亚细亚主义的名义，进行侵略大陆的宣传。”1919年，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其目的是要“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因此，“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42.九一八事变是偶然发生的吗？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海鹏：侵占东北是日本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说“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的路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日本政府欺骗国际舆论的谎言，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一些关东军当事人早已指出是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长期策划的。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固然是关东军的校级军官策划的，但计划一旦执行，立即得到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为什么制造九一八事变完全符合日本政府的需要？因为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长期谋划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确定，具体实施，何时实施，何人实施，纯粹是一个战术问题。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们认为，1931年9月实施战略目标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有计划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事变后，日本即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实现其将东北与中国内地相分割的计划，并借故发动一二八事变，大举进攻上海。

4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受到中国“排日反日”行动的“刺激”吗？

这种荒谬观点不值一驳。许多学者指出，日方总是强调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死了多少日本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后来又受到中国民众反日情绪的“刺激”等等，可曾想想这究竟是哪一国的领土，日军在中国东北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

44.为什么说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蓄谋发动的？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具有必然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具有预谋性和计划性。1919年，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就鼓吹日本“有积极对外开战之权力”。1934年日本军部公开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要求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建立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而且，日本侵略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战略，从东北到华北一步步地侵占，蚕食到一定程度了，就是灭亡中国。当日本企图侵占北平和华北时，触及了中国的底线，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但不能因此说日本的野心所指只是中国东北和华北，全面抗战是中国挑起的。

45.为什么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战略？

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研究员黄一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扩张道路的必然结果。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图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第一次东方会议后，内阁首相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鼓吹对华侵略的奏折，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奏折的轨道运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进一步加强。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颁布。1936年8月，《国策基准》通过，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

46.为什么说“中国拒绝日本提出的和谈意愿从而导致战争扩大化”是荒谬的？

其一，中国全国抗战完全是被迫进行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国政府“误判”了日本战略意图和形势而使战争扩大化。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竭尽全力开展多方外交没有取得效果，是日方咄咄逼人使战争发展为全面战争。其二，抗战期间日本政府抛出“和谈”问题，不是真的愿意“和谈”、和平，而是因为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顽强抵抗，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彻底破产，抗战进入持久战阶段，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拖延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日本迫不得已采取了对中国诱降政策，“和谈”的实质是“诱降”。其三，日本提出的所谓“谈判”条件等于让中国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这样的条件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会答应的。

47.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合法的吗？

传统国际法把战争看作解决国际争端、推行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曾在近代为侵略者推行侵略政策大开方便之门。然而，人类文明进入20世纪以来，战争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逐步发生了重大变化。1899年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及随之缔结的《国际纷争和平解决公约》，第一次明确对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加以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进一步在国际法上被确立下来。1943年苏、美、英三国通过的《莫斯科宣言》，1945年苏、英、美三国发表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中三国发表的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宣示发动侵略战争是严重罪行，必须受到严厉追究。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所谓的“学者”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国际法理论的进步，对于日本签署的国际公约统统视而不见，反而死抱已被文明世界所唾弃的迂腐旧法不放，大放厥词，这样做只会被崇尚正义的世界人民所不齿。

48.日本侵略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巨大灾难？

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日本侵略军以14年时间，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日本军队所到之处，房屋工厂被破坏，资源财富被掠夺，人民生命惨遭杀戮。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实施大规模屠杀政策，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旅顺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华北地区制造了100多起惨案。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导致中国军民大量死亡。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还强掳迫害中国劳工等。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之多。还有大量人口间接死于日本侵华战争，比如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急性传染病肆虐各地。日本大举侵华，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水源、森林、工业、农业、交通等无一不受到摧残和祸害。日军对中国文化资源的破坏和掠夺也十分严重。许多重要古迹被破坏，大量珍贵文物和珍稀古籍被掠往日本。日本对占领区实施严厉的社会控制，其中不仅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统治，甚至严格限制中国民众的人身自由，给中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

49.为什么说南京大屠杀已有法的定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1946年，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审判。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国际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国际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确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在国际法庭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经国际法庭庄严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被执行绞刑。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南京法庭依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经过反复调查和核实，确认“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同胞的人数达30万人以上”“日军纵火焚烧致使南京半城几近灰烬”等。经法庭庄严审判，谷寿夫、向井敏明等南京大屠杀要犯被判处死刑。所以说，南京大屠杀案是经过国际法庭和中国南京法庭共同作出的法的定论，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50.为什么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侵华日军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留下了几十万具尸体。对这些尸体的掩埋或处理时留下的埋尸记录，成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之为时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十字会八卦洲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8家社会慈善团体，基于社会公德将遇难同胞尸体掩埋，共掩埋19.8万具；二是许多市民自发组织临时掩埋队，共收埋尸体4.2万具；三是伪政权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和下关区，为掩饰日军大屠杀罪行，共收埋尸体1.6万余具；四是侵华日军为掩盖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舆论谴责，毁尸灭迹达15万具。如果把所有被收埋的尸体，连同日军毁尸灭迹的那一部分合并考察，并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交叉和重复计算的因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达30万人以上完全是有根据的。

51.南京大屠杀有哪些证人、证言和证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日军官兵日记和随军记者的证言资料主要包括：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如当年侵占南京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阵中日记》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上不保留俘虏，故决定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日本参与南京大屠杀官兵证言。如日本老兵冈本健三对日军毁尸灭迹作如下详细描述：“有人说，南京的屠杀不曾有过，这是胡扯！我本人就是当场目击者。”日本随军记者现场目击等。同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藏档案中，保存着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此外，南京大屠杀留下了许许多多中外证人书信、日记和证言，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证据，包括《南京安全区档案》《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档案》《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记和音像资料等。

52.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罪行性质不同吗？

日本抛出了“德日有别论”，认为南京大屠杀在性质上属于“战场上难以避免的事情”，不同于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这种观点是完全荒谬的。其一，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同属法西斯，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和东京审判等国际审判明确认定的，是国际社会共识和历史公论。其二，从德、日法西斯杀害各国人民的数量来看，日军仅在中国就造成3500万军民伤亡，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各国军民人数与纳粹德国不相上下。其三，从德、日法西斯暴行的残暴程度来看，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相互结合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其屠杀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狂虐残暴的程度世所罕见，甚至超过纳粹德国的暴行。

53.日本政府和军队高层对南京大屠杀没有下达过屠杀令，甚至“不知情”吗？

第一，大量资料证明，日本高层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同时就知道了情况。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自1937年12月16日起，几乎每天向日本使馆递交附有日军罪行记录的抗议书，有时一天送去两次，向本国发回电报，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日本的暴行完全知情。第二，日本侵占南京的主力部队是淞沪会战后期从金山卫登陆的，没有经历上海地区最激烈的战斗，在战斗最激烈的上海没有发生类似的大屠杀，反而在战斗不激烈的南京发生了大屠杀，只能说明“南京大屠杀”是日军高层顾忌上海的国际化程度高，蓄谋选择南京制造的，所谓“日军基层士兵经历‘残酷’战斗后‘本能’的复仇心理”等说法不能成立。第三，通过梳理侵华日军的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证实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

54.日军士兵杀害平民是因为“害怕”受到纪律处罚吗？

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军风纪执法记录如今虽已不存，但同样是攻占南京的日军部队在南京之外的军风纪状况却有许多资料。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由于约束日军军风纪的军法部门规模和机能的限制，特别是宪兵人数稀少，大量的暴行没有也不可能纳入宪兵的视野，所以军法部门受理的案件只是日军犯罪的冰山一角。日军设立军法部门的正面理由是维护军风纪，它对日军官兵有所制约，两者之间也确有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在日军官兵的对抗，更表现在各级长官对部下加以维护。日军军法部门作为日军的一部分，决定了它在根本上不可能“损害”日军，大量案犯或无罪开释，或重罪轻罚。与对日军暴行的宽纵相反，日军军法部门对中国人“违法”的处置极其严厉，被疑为试图反抗的当事人悉数被处死。在日常监管中，宪兵对中国人稍有不从即严加重罚。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日军军法部门只是严厉镇压的机器。

55.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吗？

对南京大屠杀、细菌实验、细菌战等证据资料的真实性，东京审判期间法庭收集了包括证人证言、法庭辩论、影像资料等大量证据，日本战犯和军官、士兵的日记和回忆也是有力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史料被挖掘出来，如德国外交官罗森的报告、贝茨文献、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等。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电报以及中国辽宁省档案馆的日本满铁档案中，也都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

56.为什么不能把“广岛的悲剧”等同于南京大屠杀？

所谓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被侵略者”，“广岛”等于“南京”的谬论，是故意混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性质。正如恐怖分子在杀人，警察开枪打伤打死了几个恐怖分子和为恐怖分子提供协助的同伙，不能说这些恐怖分子和受害群众一样都是“受害者”。即使这些恐怖分子是受少数头目的控制和灌输走上犯罪道路的，是被其头目所害的，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受害者”，但决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首先是“加害者”，不能人为减免他们的刑事责任。当时的日本军人、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相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受害者”，但相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来说依然是“加害者”；日本军人、国民是受日本军国主义所害，决不是受中、美、苏反法西斯盟军所害，“广岛的悲剧”也要记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账上，决不能混淆“广岛的悲剧”和南京大屠杀的性质。

57.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是如何开展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实验和细菌战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国际联盟于1925年6月17日，即通过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亦称《日内瓦议定书》）。作为37个签署国之一的日本，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在14年侵华战争中，先后建立了6支较大规模的生化部队。以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为例，设有4个专门进行细菌研究与实验的机构、4个支队，主要研究传染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赤痢、霍乱等疫病的细菌，并承担细菌作战任务。731部队进行了大量实验，最令人发指的是使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这些被用于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鲁大”（日语意为“剥了皮的圆木”）。731部队进行的“活体实验”种类繁多，手段残忍至极，据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1940年到1945年间，在这个杀人工厂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58.日本法西斯是如何进行无差别轰炸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侵华日军无视国际法，把空中轰炸作为大规模屠杀中国无辜民众的重要手段，在各地实施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广州、武汉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对中国的大后方城市实施战略轰炸，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一共有23个省份遭受空袭，其中重庆是日军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起至1943年7月，中国因日军空袭而死亡的人数为335934人，受伤者为426249人，合计伤亡总数为762183人。日本对中国城乡的无差别轰炸，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发表谈话，强烈抗议日军对重庆、广州等城市的轰炸。他说：“交战一方用飞机轰炸对方不设防城市，以致无辜平民尤其是妇孺惨遭杀害，这完全是一种野蛮举动。”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在1938年6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这种野蛮的屠杀完全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59.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是如何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设立大量“慰安所”，强迫中国和朝鲜等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形成了丑陋的“慰安妇”制度，是有组织的战争犯罪。日军获取“慰安妇”的主要方式是强掠，另外就是通过当地伪政权强行向各户摊派或者进行骗征。日军在各地还以招募女工、洗衣妇、招待员、护士为名，把妇女诱骗去充当性奴隶。战场上被俘的中国女军人，也有许多被日军押送到偏远前线充当性奴隶，也被称为“巡回慰安妇”，她们惨遭蹂躏且多数被杀害。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性暴行和“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从中国强征的性奴隶人数在20万以上，从朝鲜强征的性奴隶人数在16万左右，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少数妇女。

60.日本的侵略让中国文化遭受了怎样的损失？

《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编写组：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战争法规，公然以轰炸、纵火、劫掠等暴虐手段，肆意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掠夺文物与典籍，给中国文化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其中，各类学校遭受严重破坏，如南开大学被炸成废墟。图书典籍蒙受巨大损失，战前中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因遭日军侵略摧残，1943年统计时仅为940所。日本还对中国各地墓葬、遗址进行劫掠式考古调查与发掘，然后将珍贵文物劫掠回国。因轰炸、焚烧，中国古建筑遭受空前劫难，1938年8月，有1200余年历史的北平云居寺，也因日机轰炸而夷为平地。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收录了17个省（东北除外）的图书、文物、字画、碑帖、古迹、古建筑等损失，计360余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61.为什么说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审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高士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的东京审判不是“胜利者的审判”，而是正义审判。东京审判是人类对战争痛苦反省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浩劫，在大战期间就有人提出审判和惩处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损失更甚。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基础上，同盟国决定对战争发动者进行惩处。这同时也是为了警告后人不得动辄发动战争，以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构成了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法律基础。纽伦堡和东京法庭的审判告诉人们，凡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无论策划者、准备者、发动者还是执行者，都要承担个人责任、受到惩处。这成为后来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相关法律、决议和宣言以及一系列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1951年，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明确表示，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质疑东京审判是对战争受害者人权的践踏。

62.东京审判有悖于国际法吗？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东京审判体现在国际法上有两大特点。一是适用传统的国际法，二是根据国际法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完善或创设新的国际法规范。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指责东京审判违反国际法，其依据仅仅是囿于成文的国际法。其实，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并非是如何适用了传统的国际法，而是在尊重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国际法。东京审判及此前进行的纽伦堡审判适用的“侵略战争罪”“反人道罪”“个人为战争罪行负责”等概念，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法发展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该法庭的判决所包含的各项国际法原则”、1968年联合国大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肯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新的战争罪概念的管辖权，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学界已经接受、认可并发展了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确认的战争犯罪概念和原则。

63.东京审判是否“夸大”“编造”了日军罪行？

东京审判中举证、质证都极为严格，定罪和量刑都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即使明知被告罪行深重，但如果没有大量具体的证人、证言、材料，也不予以定罪。比如，由于不谙英美法的诉讼程序，事前举证时准备不充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出庭作证时只是笼统地讲日军“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恶行，结果法庭未采纳其证言。总之，东京审判既符合程序正义，又符合实体正义。

64.日本军人、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只是“受到蒙蔽”、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吗？

从德国人民在二战后的反省看，那些认为普通军人和支持侵略战争的国民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战后，“新德国精神导师”雅斯贝斯呼吁民众主动正视个人罪责而不是无视，主动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或沉默。哲学家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观点，强调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归结为纳粹头目和纳粹政党，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要为自己的罪过承担责任。德国政府对普通军人、民众应当承担的责任不仅只有反思，而且付诸法律行动。比如，2013年9月4日，负责调查二战时纳粹战争罪行的德国司法部表示，一共调查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二战结束70年来，这种追捕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人质疑这种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这些被起诉的人很多都已走到生命尽头，但相关追捕负责人明确表示：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

65.德国和日本对二战的认知和态度有何不同？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颜晓峰：70年来，在对那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德国以史为耻、切割了断，日本遮遮盖盖、祭祀膜拜，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真诚谢罪。同时，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学校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的历史进行深入讲解，特别是要讲解关于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内容。大相径庭的是，日本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对世界、亚洲特别是东亚人民造成极其惨重伤害的历史责任，突出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在对待战争罪行上始终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企图将历史罪行轻描淡写、一笔抹过。日本还通过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达到篡改历史事实、制造虚假历史记忆的目的。

66.日本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历史主流是“光荣”的吗？

日本的确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国家，但它是把全国人民绑在天皇制的战车上一起向近代国家前进的，这是后来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日本近代国家的建立走的是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势力、对外实行军国主义侵略的“富国强兵”之路。近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不是一天形成的，严格地说它的种子播撒于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政策之中，萌发于中日甲午战争，成长壮大于日俄战争，盛极而衰于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等人“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这之前的日本历史好、这之后的历史不好”的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总之，日本近代史虽不是一片黑暗，但也决非全是光明。日本的近代化建设是以战争和争夺霸权为中心推进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日本近代史的主流。

67.对参拜靖国神社的不同认识是“文化差异”吗？

日本有人说靖国神社不过是他们祭奠先人的宗教场所，说死者不论好人还是坏人经过净化仪式就都变成一个神、灵魂回到神社了，其他国家不应当对此“说三道四”。我国学者和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等日本进步学者做过深入分析，揭穿了以上说法的荒谬性。比如，即便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来看，要说“与死者的共生感”是文化的话，为什么靖国神社只祭奠日本的战死者中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而不祭奠战死的普通百姓呢？在日本的中世和近世，受佛教“怨亲平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祭奠敌我双方战死者的习惯，如果说是为了“与战死者的心神感应”的话，那么为什么靖国神社不祭奠“敌”方的战死者呢？可见，靖国神社的“祭神”决非单纯是“战争中的死者”，而是在日本国家政治意志作用下被挑选出来的特殊的战死者，靖国神社的设置和参拜方式不是所谓日本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出自国家意志。靖国神社本质上是一个宣扬日本极右翼历史观的展览馆。

68.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祈愿和平”吗？

日本侵略军和战犯是战争的象征，是和平的破坏者，参拜这些人的“鬼魂”是对“和平”的背叛，而不是“祈愿和平”。如果日本一些政客要“祈愿和平”，完全可以像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那样，参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而不是去参拜战犯和侵华日军的“鬼魂”。

69.坚持要求日本就历史问题进行道歉过分吗？

首先，日本从来没有在官方正式文件中明确向中国道歉，仅仅有“反省”这些词汇。其次，日本的所谓反省是非常不彻底、不真诚的。在德国，已经立法禁止任何美化纳粹的言论，但在日本，右翼势力肆无忌惮地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除了村山富市等少数富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外，大部分日本政客不仅拒绝忏悔和道歉，而且肆意歪曲历史，日本教育部门还三番五次修订历史教科书，扬言要去除“自我折磨的受虐史观”。再次，近年来上台的日本领导人经常宣扬错误历史观，实质上否定之前日本官方关于历史问题的论述，就像一个人刚刚表示反省，又立即反悔。所以，不是中韩等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而是一些日本领导人在没完没了地宣扬错误历史观。

70.中国是不是过于执着于日本的历史问题了？

日本一些舆论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过分强调”历史问题“令人疑惑”，中国等国家“炒作”历史问题是“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危险行为”。对此，首先要明确如何看待历史。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说：“历史不单是过去的事情，乃是光芒四射的路标，照亮人的现在和未来，教导我们生存的方式。”那些忘记历史、否定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历史覆辙。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宽容大度的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军民没有虐待日军俘虏，而是让他们带上自己的行李返回日本；对于日本人遗弃的孤儿，中国人抱回家中把他们抚养成人；中国政府着眼中日友好，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德报怨。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于中国人对历史问题的敏感，不在于中国人“介怀过去”，而在于日本对历史问题死不认账，在于日本正一步步地重返军国主义道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再次，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全方位、彻底地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来源中国文明网）

中国抗日战争70问

相关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