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香顺
八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教师节的文章,最重要的是“缅怀”,缅怀我两位已逝的老师顾福生、郁炳隆。对我而言,他们就是我教师生涯中的“燃灯者”。其次是“自省”,自省我本人的状态,也算是敬业、合格。八年之后,我仍然常常“缅怀”与“自省”。
看似稳定不变的教师生涯其实一直处在变化中。社会环境、教育生态在变化,个人的状态、心态也在变化。人到中年,对于教学精力上的投入往往逊于年轻时,课堂上可能也不再有年轻时的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当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平生风义师友间”,常有切磋激扬之乐,甚至于把酒言欢。年纪渐增,和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代沟”,要不时地提醒自己防止“爹味”泛滥,要尽量尊重年轻人。汲取新知的能力也不再如年轻时,对很多新鲜事物相当隔膜。
我并不讳言,我已到了职业生涯的倦怠期,但倦怠而不懈怠。我有职业伦理的约束,我有前辈精神的烛照,我也相信功不唐捐。我仍然勤勉地“在路上”,认真教学、为文。每个学期开课之前,我都会专门抽一段时间集中备课,补充材料、润饰课件、校对文字。上课时,口讲指画,不遗余力。凡有学生请教,总能耐心解惑、指点。
教学之余,也撰写文章。数年前,我写过一条朋友圈自我调侃:“凌晨5点开始修改一篇小稿,这是与导师合作的;凌晨6点,导师发来指示。欧阳修晚年写文章依然很认真,他的老伴笑他:‘何必呢?你现在又没有先生嗔怪你了!’欧阳修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我现在是既怕‘先生嗔’,又怕‘后生笑’,战战兢兢。”这里提到的我的博士生导师程杰教授,他是我工作中的另一位“燃灯者”。他常年都是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用志不分。今年上半年,即将荣休时,他在同门群里说,他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读书、查资料、写文章,人生、学术就是不断地“修行”,他愿意和大家一起“修行”。有这样的典型在身边,我又怎好意思懈怠?
近年来,我工作上的一个很大变化是走出校园,参与文化普及,这也可以说是教师身份的“泛化”。我主要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在当下,文化自信、文化复兴已成为共识、潮流,全社会的文化需求越来越高涨。作为高校的专业学者,我有责任、义务参与其中,尽一己之力。2019年,我开始参与一档关于青少年的诗歌节目以及其他诗歌普及工作,因此,我需要重温唐诗名篇。2020、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我数度居家,温习诗歌成了日常消遣。两三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马茂元《唐诗选》、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以及前人旧编《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常置案头。“旧诗不厌百回读”,常读常新。我边读边做札记,日积月累,撰写了200余篇札记。
我本人深受文化普及过程中的“教学相长”之益。在反复精读常见诗篇时,发现了许多习焉不察的问题,“不疑处有疑”。举一个例子。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历来都是将“坐”解释为“因为”。可是,为什么不能解释为“坐下来”呢?从停下车子到席地而坐,自然而然,完全是一种无意识。检索《全唐诗》,“坐爱”连用有8例(排除杜牧,尚有7例),均无明确的“因为喜爱”的意思;“坐”倒是常有明确的“坐下来”之意,如梁锽《闻百舌鸟》:“坐爱时褰幌,行藏或驻车”;元稹《月三十韵》:“坐爱规将合,行看望已几”;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坐爱前檐前,卧爱北窗北。”“坐”或与“行”相对、或与“卧”相对,很明显是“坐下来”的意思。这些“发现”都可以成为我科研的养分。
在参与文化普及的过程中,我走出了相对封闭的校园,认识了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事、接触了更多的生活,“为有源头活水来”,某种程度上也消解了职业倦怠,清晰了个人定位。我此生最适合的职业就是“教书匠”。我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常用一个词形容我的状态:晴耕雨读。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外出,没有工作任务的时候就在书房里读书、写作。
今年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我在这所校园里已经学习、工作33年了,“扬子滔滔,钟山巍巍”的校歌旋律时常激荡胸怀。我也常想到我的诸多老师,他们在这里学习、工作了一辈子,作为“接力者”,我心生惕厉,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