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光
想不到再次见上一面,是在26年后3月的一个下午,在省城医院的候诊区大厅里。
其时,他正在自助挂号机旁,帮助那些不会操作的中老年患者挂号、缴费。花白的头发,瘦高个子,佝偻着的腰像一张弓,时光的沟壑清晰地镌刻在他黑瘦的脸上,深陷的眼睛发出慈爱而坚毅的光。
“老秦!”虽然这么多年未见,但我还是很容易认出了他,“手术后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做志愿者?”我的语气充满着好奇、惊叹和钦佩。
老秦停下手中的活,试图直起腰身,用有些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是啊,作为过来人,我想让他们(患者)看病少跑冤枉路,少耽误时间。你看上去很精神啊,看来肾兄弟对我俩都不薄”,他露出欣慰的笑容,“当年我竭力主张把左肾给你,看样子它和你处得很融洽啊”。他很乐观,完全看不出是一个肾移植已经26年的患者。
说到“左肾”, 一下子使我们的思绪回到26年前,老秦和我一起经历病痛折磨的日子。
那一年,我29岁,他58岁,我们都是因尿毒症而等待肾移植的患者。捐助的一双肾脏救了我们两个人。手术是在右腹腔移植一只新肾脏,用来正常工作,原肾脏不再发挥功能,仍保留在体内。术前,有“过来人”提醒我们,医院如有关系,能得到左肾就好了,一般左肾比右肾略长1.5cm左右。虽然医生再三强调,供移植的左右肾没有差别,受者的肾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患者往往是“计较”的:一只肾有100多万个肾小球,左肾大一些,肾小球必定多些,肾脏的滤过率想必高一些。我觉得这是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但却有些无奈: 老秦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儿子又是某知名药企的高管,拥有的“人脉关系”不用说了,而我一个外地人,“好事”怎么也轮不到我。想不到老秦用他的果断和爽快一下子消除了我的多虑:
“左肾给小王,他还年轻,孩子才上幼儿班,我已经是见孙子的人了。小王以后还有重担子要挑呢。”一句话直达我内心最柔软处,不禁泪眼涟涟。
1996年6月28日晚八点,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我和老秦先后被推进同一间无菌病房里。约凌晨三四点钟,局部麻醉的效用逐步减退,右腹部刀口钻心的疼痛无情地袭来。窗外的雨点敲打着瓦片,发出令人厌烦的“咚咚”声,我禁不住呻吟起来,老秦用低微的无力的声音对我说“深-呼-吸,挺-住!”转眼望去,豆大的汗珠从他脑门上滚下来。“坚决不打杜冷丁(止痛药),尽量不伤害肾兄弟”,他鼓励我,但因一夜没合眼,他不由自主地呻吟声逐步变成了疲惫的呼噜声……
出院后,我们一直未见面,偶尔电话联系,询问彼此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从电话中得知,他退休后,一直在手术医院帮助来自全国各地的肾病患者做向导和医助,做一个不穿“红马甲”的“便衣志愿者”。岁月不饶人,今年83岁高龄的他,已经腰驼耳背眼花,膝盖也有损伤,但仍坚持每周至少来一次,义务为患者服务。
望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头脑中突然闪出法国诗人雅姆的诗:“我来了。我苦,我爱。”年迈的老秦,用他的仁爱对这句诗作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