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老教学楼老了吗

2022-10-08 09:48 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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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智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在复旦大学校园里正沿着望道路西行，至无名路右拐，行十余步，即见一幢教学大楼呈现在眼前，这是我大学读书时上课的地方。掐指算来，我与她已结下一个甲子的情缘。此刻，我站在她面前，回想起昔时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风声雨声，一切都难以忘却。

不时会遇见“历史系四老”

且把时空定格在这里，从三楼1239教室里传来了大音：“一个怪影（现译为‘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1959年人民出版社中译本）这是《共产党宣言》正文开首的句子，其声铿锵、其音洪亮，穿越112年的时空隧道，在这座教学大楼里飘荡，响彻东方。

1959年9月，我就读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吾系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任课的袁缉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我们系统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这些话语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深深地蕴藏在59级历史系学生的心坎里。

复旦大学得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之益，调进了不少各地大学的精英，开始步入百年校史上的“第一次腾飞时期”，昔时简公堂和子彬院实在容纳不了日益增加的学生，于是在1953年末新建了这幢教学大楼，之后继续东扩，于1957年前后，新图书馆与另一座教学大楼落成。时人按建造两座教学楼时间的先后，称前者为“老教学大楼”（现为第一教学楼），后者为“新教学大楼”（现为第二教学楼）。

这座老教学楼，好比一位老母亲，始终哺育与陪伴着我们。当时的历史系集聚各地英才，名教授云集，擢居为国内史学重镇。且看：在这座楼的门口、过道和教员休息室里不时会遇见“历史系四老”陈守实、周予同、耿淡如、周谷城，还有谭其骧、蔡尚思、王造时、陈仁炳、田汝康先生等，还可以见到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学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金冲及等身影，他们为我们开设基础课，也开设专门化课程。先生们上课各具特点，精彩纷呈。

举一例，周谷城先生为我们讲授基础课《世界古代史·导论》，只见他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显示了大牌教授的风度。他上课时，一节课的小半部分时间读讲稿，大半部分时间开“无轨电车”，天南地北，海阔天高，侃侃而谈。当他讲到与毛主席的交往时，我们都竖起耳朵听，大呼过瘾。周先生立意培养年轻教师，接他讲《世界古代史》正课的是初执教鞭的李春元。一天，周先生悄悄地进了1239教室，一声不响地在课堂中“巡视”，还不时止步，翻看学生的课堂笔记。此时，那金丝边眼镜的一边镜架挂在耳朵上，另一边在眼前晃动着，吓得那年轻教师满脸绯红、言辞木讷。前些日子，我在系里碰到已近鲐背之年的李老师，回忆起在老教学楼授课时的往事，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5年里，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上课，还不时听到专家学者的精彩讲演、校庆学术报告会的激烈争论、各类文娱晚会的动人歌声，并且听闻了音调未定的时代杂音。

先生抱病授课，不说一声苦

1964年7月，我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吾系耿淡如先生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史学史。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耿师的“助教”。我的“助教”工作有几项：为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为耿师编译的教学参考资料助力、为先生正在翻译商务印书馆约稿的古典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校核。这是先生最后一次为本科生上课。因我系师生参加运动，打乱了原先的教学计划，这“最后一次”竟然从1965年12月15日开课，那时上海已入冬了。

每逢上课的日子，一大早，耿先生就从西南方向的天平路家里出发，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东北角的学校上基础课《外国史学史》，早早地来到二楼教员休息室休息。因那年初他重病开刀，原来孱弱的身体更为虚弱了，坐定后便大口地喘气，不时地咳嗽，歇息后便与我说起了“闲话”，继而又咳嗽不止，看了真叫人心疼。此时我真想说：“先生歇歇，我来替你上吧！”这显然不可能，因为当时我还是个研究生，水平不够，何况那时全校还没有研究生为本科生上基础课的先例。先生抱病授课，坚守在教学岗位上，却从不说一声苦。他课后去教员休息室稍息后，我扶着他老人家一步一个台阶下楼，出校门等公交车，一上车即有人让座，我目送着汽车向前开去……

我走上讲台，接续前行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历史科学的春天。我也成了历史系的一名教师，正式走上讲台为学生上课，在老教学楼的各处留下足印。胸前别着的毛式繁体字“復旦大學”校徽，熠熠闪光，提醒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在春风里，学习为先。十年荒废，重操旧业，急需补课。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以求有新领悟，“知新”应汲取新知识。我谨向历尽劫波、焕发青春活力的西方史学史前辈吴于廑、张芝联、谭英华、郭圣铭等老先生们学习，也就近虚心向同仁学习，如我系朱维铮领先为本系77级学生开设了《中国史学史》，我去1234教室旁听，他的讲稿已写就（但从不念稿子）。教学大纲不凡，他的思辨才能与口才也俱佳，选课学生佩服之至，值得我为准备开设的《西方史学史》一课学习借鉴。在此略说其后，他从老教学大楼出发，走出复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了享誉海内外治中国史学史的大家。然天不假年，他英年早逝，令人叹惜也。

在春风里，接续前行。我于1982年上半年为本系78级、79级学生开设《西方史学史》课（当时还称《外国史学史》，是选修课）。为此，我做足了功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温故”以继承，尽量说“新知”，把这几年的科研成果与学习心得运用于教学。一学期课下来，我疲惫不堪，但自感对得起先师，也对得起选这门课的学生。最近读到读史老张（本名张国伟，复旦历史系78级学生）的大作《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其文以他自己当年的日记为史料，记叙不少中年教师上课时的风采，除朱维铮、沈渭滨等外，鄙人亦被忝列，这或许是当时选课学生对我“首秀”的褒扬。

在春风里，播种耕耘，我上课不久后，《外国史学史》便易名《西方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成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基础课。我在为他们上课时，努力为每个学生的史学专业打好基础，也留意发现与培养有志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苗子。这不由让我记起15年前我的学生周兵时在荷兰留学时发给我的生日贺卡，他在贺卡上写着：“您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生根、开花、结果，在金秋迎来收获。”诚然，后来他随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系成了我的同事，现为博士生导师，如今已是小有名气的西方史学史尤其是新文化史专家了。我的播种耕耘，为历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给力，如今，他们也会感恩这“老母亲”的“养育之恩”。

水杉啊枫杨啊，什么都知道

如今，就复旦本部（邯郸校区）的基建而言，教学楼扩至6座，新建的复旦第五教学楼和第六教学楼（在邯郸路南、文科大楼前），以现代精良的教学设备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有一天，我去财务处办事，处长室的门正对着二楼过道，恰恰是当年耿师课间休息的教员休息室。“你说的老教学楼，现在鸟枪换炮了。”余青处长如是说。我给她讲了我当年在这里受教及助耿师上课的往事，她听后叹道：“要是那时有部电梯，就不用老先生费大力气走上走下了。”说毕，她带我去电梯间上下试乘了一下，电梯迅速又平稳。老教学楼经过整修，功能也改变了，现已成为学校财务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的办公地，成了全校师生员工出入最为频繁的地方。

时光飞逝，老教学楼留下的岁月印痕，映见了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也是铸就一代代复旦人的佐证。她从1953年出世，已快入“古稀”之龄。但这座老教学楼“老”了吗？没有，“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我在三楼近观天井里的水杉、枫杨，我们初览时的小树，已参入蓝天；从楼外远观墙沿外的水杉、枫杨，正傲然屹立。水杉啊、枫杨啊，历经风风雨雨，它们什么都知道，它们相互照应，共生共荣，杉不以笔直娟秀而骄，杨不以结实挺拔而傲，却“欲与天公试比高”。让水杉采一片绚丽的卿云，让枫杨揣一缕灿烂的霞光，与百年复旦，永驻青春。

这座老教学楼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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