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遥
我爸张师傅年轻时有个怪癖,就是讨厌一切装饰品。那个年代并不提倡佩戴饰品,衣服上除了纽扣,也没有别的了。可是,张师傅连纽扣也讨厌,我的印象里,张师傅就只穿厂里发的那种拉链工作服,简单高效。
张师傅会给孩子们订杂志、买很多小人书,我们最喜欢的是小人书上的古装美女,临摹她们的项链、耳环、发簪,画这些的时候,因为匮乏与渴望,我们简直想象力爆棚。画着画着,摘两朵地雷花,挂在耳朵上当耳环,照着镜子臭美几分钟。几分钟后,要么地雷花掉了,要么张师傅瞪着眼睛气呼呼地出现了。
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人们崇尚简朴实用。尽管张师傅的审美观被时代规训了,但并不影响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时代审美。我们小的时候,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张师傅把一盆扁竹花放在窗台上,撑起画板,铺开纸笔,开始画画。院子里种了很多花,他偏偏就选了一盆扁竹花。清晨,扁竹花还是一个花苞,等他终于画出轮廓的时候,再一抬头,花瓣已经张开了,等他染好颜色的时候,花已经完全盛开了,还伸出了一丛鹅黄的花蕊。也怪周围邻居们,这个过来看看,那个过来瞅瞅,还搭讪几句“张师傅还会画画啊”。张师傅就跟他们吹几句牛,说:“我上大学时候,学校放电影的海报、校报的插画都是我画的。”这么说着说着,抬头一看,眼前的花和手中画的花又不一样了,只好重起一张草稿……那天,那盆花,张师傅画了十几遍。
那时候家里的米缸是用废报纸捣碎化成纸浆糊的,其他人家的纸缸外面贴的都是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画,只有我家的米缸上贴着张师傅画的画。看到我家米缸上的画,邻居们请张师傅给他们画。因为那次遭遇了扁竹花的戏弄,张师傅在邻居们的鼓舞下拓展了“戏路”,开始画山水画。画的是他带我们春游路上看到的山山水水。和传统山水画中点景的亭台楼阁不同,张师傅画的山水画里点景的是电线杆或拖拉机。越来越多的邻居请张师傅给画米缸,于是,我们那栋楼上的邻居都用上了有着拖拉机和电线杆的山水画米缸。
张师傅从大山沟调回城里以后,生活节奏变快,就再也没有时间画过画,直到我和姐姐相继大学毕业,张师傅退休。退休后10年间,张师傅自己办了个小型的机械加工厂。那些年,机械行业整体衰退,逐步让位于信息产业。所以,张师傅其实一直在一个夕阳产业里奋力挣扎。厂子除了安置了些下岗职工,缴了些税,基本没挣钱。而且比起从前在单位做总工程师的时候,张师傅办工厂的那10年操心多了。他这个厂长,平时就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看谁手慢些他就自己上手,看谁车零件出错率高他自己动手,看扫院子的扫得不干净他也抄起扫把自己扫,久而久之,他其实就是工厂里领头干活的勤快的老头。
我对我姐说,我爸张师傅如果退休后不办工厂,而是开始画画,如今也成画家了。这样说其实挺功利的,因为张师傅当年就是热爱办工厂,就好像如今的文青想开一间咖啡屋一样。那种心心念念,可能就是现代人寻寻觅觅的“自我”。想来,自我未必就非要和时代逆流而上,或者和现状背道而驰;自我,不过是通过完成自己热爱的事而成全的一个自己——通过走过的路、翻过的山、克服的困难,生长出来一个新的更丰满更完整的我,就像“办工厂”这件事对张师傅的成全。
张师傅60岁铺开宣纸画画的时候,和他同龄的学院派画家们已经开始画逸笔山水和文人画了。张师傅的学习能力超强,飞快地掌握了画画所需要的所有技法,然而,他的画里好像总缺了些什么。他画的花鸟太蓬勃、太甜腻了,就好像画家画的是清茶,他的是一杯白糖水;画家画的是咖啡,他的是一杯白糖水;画家画的是可口可乐,他的还是一杯白糖水。可是,现在谁还喝白糖水呢?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张师傅的画显然太过阳气充沛了。
如今张师傅画的山水已然没有了电线杆和拖拉机,但是他画的山,一看就不是那种清清静静像住着神仙的所在,也不是学院派画家笔下的枯棚茅舍,而是山风呼啸,层林尽染,中间还开着几户农家乐的山。因为从来没有出世之心,所以他的画烟火气很浓。人家画的是云烟,他画的是炊烟,即便临摹,他也能把“云深不知处”临摹成“白云生处有人家”。
这么说吧,张师傅对生活始终保持着机警和热情,所以不论游戏规则如何变化,他都能快速适应。如果非要说欠缺,他可能一直欠缺所谓艺术家的那种与现实的纠结、对抗、叫板。他从来不愁肠百结,他的画也没有那种萧索孤寂。生活对于张师傅来说,就是一辆战车,他驾驭着这辆车,或者被这辆车拖着,身不由己也罢,呼啸前行也罢,根本来不及悲悲切切。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儿,我爸张师傅在临摹齐白石的公鸡,齐白石画的是农村里那种扑扇着翅膀、贼精贼精的鸡,张师傅画出来却像是一个精神抖擞、整装待发的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