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电视里说养老金又涨了,你拿着我们的存折去银行看一看是不是到账了。”父母的年龄大了,去银行办手续不方便,便把所有的存折都交给我管理。在父母心里,把钱放在儿子的手里放心。
去银行排队领取养老金的多数是老年人,年轻人采用的网上银行他们弄不来。取了位号以后,我就同“银发一族”坐在了一起,耐心地排队等候。这不禁让我想起儿时陪同父母一起去银行存钱时的情景。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每个月发了工资后,父母便带我一起去银行存钱。
当时,父母在连云港港务局工作,每人每月的工资也就30多元。父母在留下奉养两边老人的费用和家庭生活开销后,家里雷打不动地每月要存上15元。这在当时一般家庭已是“巨款”。母亲每次都是用那个印着蓝花的白色手绢把钱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交给父亲放在口袋里装好。一张十元的“大团结”,一张五元的“炼钢工人”,通过他们的双手送进那高高的、神秘的银行柜台,换回来存折上手写的金额和红色的印章。
这一切在我幼小的眼睛里充满了神圣感。从此我知道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勤俭节约、积少成多。每当我对玩具和零食产生“非分之想”的时候,我便想起送进银行的“大团结”和“炼钢工人”,想到这个月家里的存折上又多了一行数字和红色的印章。
那时母亲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儿时的我经常把它贴近耳朵,静静地听那指针转动时发出的嘀嗒声。母亲告诉我,这块手表是父亲积攒了好长时间的钱,又卖掉心爱的手风琴,凑在一起给她买的结婚礼物。母亲言语间充满了幸福。
1980年,邻居家买了一台电视机,我整天闹着要去看。这个金贵的“小电影”,当时是每一个家庭都奢望的最高档电器。邻居专门请木匠打了一个电视橱,给它“安家”,还担心它“累着”,影响寿命,一天才播放个把小时。母亲心疼我那巴巴的眼神,一狠心,决定攒钱买一台。那一年,从春天到冬天,家里都没有买过肉。年底的时候,母亲去银行取回的四百多元钞票铺满了半张床。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真切地理解了“零存整取”的概念,把大半年没吃肉的事忘到了脑后。那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播放着《铁臂阿童木》《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底来的人》,还有那个自己听不懂、光跟着看热闹的英语教程《Follow Me》,它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成为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的一名理货员。刚上班时,我的月工资是105元,母亲让我每月存150元,不够的她帮助补齐。母亲对我讲,要多攒点钱,以后娶媳妇用呢。从此,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本存折。当写着我名字的存折存款达到3000元的时候,姐姐要结婚了,我将积蓄全部取了出来,送到姐姐的手里,让她购置嫁妆。存折空了,我的心里却装满了骄傲。
几年后,我自己也成家了。妻子是个勤俭的人。她舍得在我父母和我的身上花钱,自己却十分节俭。我俩也像我父母一样,每月盘算着开销,把节省下的钱存到存折里,计划着小家庭的未来。随着儿子的出生、上学,家里买房、买车,开销越来越大。近几年,家中有3位老人生过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长时间。我俩倾尽全力救治,让他们老有所依、幸福安度晚年。就这样,存折里的数字就像大海里的潮水一般起起落落。就是靠着平时勤俭持家的积蓄,才没有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家庭的“小船”一直在波澜不惊中平稳前行。
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儿子真实生动的教科书,他从小就继承了孝敬长辈、勤俭节约的家风。奶奶眼睛有病视力弱,看电视基本靠听,难以与爷爷共同收看同一个节目。儿子在小学时就把自己节省的压岁钱全数取出,为奶奶买了一台大彩电。喜得奶奶逢人就夸孙子的一片孝心。2016年,全国妇联授予了我们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