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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周家“四良”

在天津,周家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家族。周家先人有的是清朝两江和两广总督,有的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周家后辈周叔弢,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古籍收藏家,曾向南开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捐赠珍贵古籍750多部类近万册,其中如宋刻《陶渊明集》,更是迄今罕见的孤本。周家的后辈中,也不乏著名的专家学者,仅以周叔弢这一房为例,他的10个子女中有8个是教授,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建筑学家周治良、神经学家周杲良、翻译家周珏良、生物学家周与良、植物学家周以良。他们还有几位堂兄弟,翻译家周煦良、数学家周炜良、建筑学家周艮良……也许是种缘分,我有幸同周家中的四位有过交往。

第一位结识的是周一良。那是1951年,我刚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一良教授教我们“世界通史”课。他知识渊博,通熟各国历史,讲课中时常讲到课本以外的历史典故趣闻,所以同学们都很爱听,不过我们对他有一点意见。因为那时正在抗美援朝,年轻学生们都仇视美帝,以至不少人对英语产生反感,认为讲英语是落后的表现,而周一良上课时,往往喜欢插上几句英语。当时我是班上的“总干事”(即班长),有一次就代表同学向周一良教授当面提了意见。他听后哈哈一笑,说:“以往我在清华上课,学生们都要求我全用英文讲,现在只插上几句,你们就不愿听,那好,以后我就不讲了。”我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不像生气的样子,也就不紧张了。互相交谈一会儿后,他说:“以后有意见只管来找我。”

第二位结识的是周煦良。1980年初《译林》创刊不久,因仰慕周煦良教授在英语界的声望,经陈冠商教授的引荐,我专程前往上海拜望周煦良先生。一是向他约稿,二是聘请他担任《译林》杂志编委。周煦良先生正住院,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时《译林》承担了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图书的组稿任务,他欣然同意将他的译作《珍妮的肖像》交给《译林》,但对受聘担任编委尚有顾虑,认为要看过《译林》一两期的内容后再作决定,对此我表示理解。《译林》刊载完英国流行小说《吕蓓卡》(即《蝴蝶梦》)之后,我再次去看望他,征询他对《译林》内容的意见,他说:“《吕蓓卡》是英国流行名著,内容健康,情节精彩,值得介绍。好,我同意担任《译林》编委。”此后我同他常通信,成了忘年交。

第三位结识的是周珏良。我们是1981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上认识的。他那种随和、潇洒的气质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常找机会同他聊天。会后,《译林》编辑部要在扬州召开编委扩大会,我盛情邀请他参加,他欣然接受。那次会议,外语界的多位大咖,如吴富恒、戈宝权、杨周翰、冯亦代、陈冠商、施咸荣、梅绍武等都来了。周珏良虽是英语专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情有独钟,对古文、吟诗、绘画、书法都有兴致。我知道周珏良当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翻译,相信他的英语水平,所以1989年冬我去北京周珏良家拜访,想约请他翻译《尤利西斯》。他笑答:“我长期只做口译,不善笔译,尤其我的性格,实在无心去钻研《尤利西斯》那样的怪书。”我理解他的谢绝,也相信他说的不是客套话。他去世后,我去看望过他的夫人方缃。

第四位结识的是周与良。她是著名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的夫人,因为巫宁坤的推荐,《译林》出版了穆旦的《普希金抒情诗选》,由此我同与良相识。我早知道穆旦的学术成就和不幸遭遇,有一次我对巫宁坤说,穆旦政治上平反了,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还少为人知,提议办一次穆旦学术研讨会。巫宁坤征得与良同意后,1988年5月,由《译林》编辑部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欧美同学会举办了穆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有王佐良、卞之琳、巫宁坤、李赋宁、周珏良、邵燕祥等多位文化界大咖,实际上起到了在学术上为穆旦平反的作用。会后经我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穆旦等九位诗人的《九叶诗集》。我又约杜运燮主编,出版了一本《穆旦纪念文集》,书名选用穆旦的一句诗:“一个民族站起来了”。对于这一切,周与良自然表示感谢,她几次邀请我前往天津她的家中叙叙,可惜一次也没成行,留下了遗憾。

如今,我认识的周家“四良”均已辞世。回想起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虽出身名门世家,但丝毫不沾染纨绔劣习,个个都是富有文化修养的谦谦君子,令人钦羡、怀念。

(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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