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惊涛

白玛的诗歌语感，我见所未见。这样的感觉始自三十六年前。那时白玛不叫白玛，叫刘磊。当我读到她的宣言式作品《我要像写墓志铭一样写诗》时，我坚信她可以任性。她写：“洗手，更衣，三昼夜什么都不想，只用来思过。”思什么过？“以前浪费了太多时光和钱。”瞧，这双重的浪费多么符合世俗认知；但是，且慢，看“思过”之后，“从此开始节约每一个汉字。我要像写墓志铭一样写诗”。原来是这样。任何人，但凡识字，看到这里都会来个急刹车。是啊，如果您被缪斯眷顾，给您白纸———篇幅只有墓志铭那么大，再给您汉字———有时光属性，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您开始写吧，您还敢浪费乃至浪费“太多”吗？

三十六年前，我认识的刘磊（白玛），就已惜墨如金，就是说，她不是高产诗人。自同事刘晶林引荐后，我就存了她的一些手写稿、打印稿及电子文本。最近，她将诗人朵渔策划出版的自选集《乌有镇之恋》寄给我，装帧精美到令人惊艳。这部诗集有301首诗，《我要像写墓志铭一样写诗》是其中一首；此刻，请允许前面的阅读继续：“让诗带有我的口音和脾气，让爱过我的人和/恨过我的人都见字如面。”我知道，诗坛带有“口音和脾气”的诗人虽未灭绝，不过能让人“见字如面”的诗歌很少，而白玛决心为读者写出这样的诗：“他们匆匆路过一首诗，他们忽然停下来。”为什么会停下来？因为她诗歌的辨识度，“她一贯惜墨如金，就像她还在。”白玛当然还在，且听见了“爱过”和“恨过”她的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这让诗人不免心生“却话巴山夜雨时”般的感慨：“这样的话总让我流泪。一辈子一首诗啊/我要好好写。让疾行在大地上的眼睛能认出我。”是的，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匆匆路过”，但是优秀的诗人永远会让读者为之驻足、注目乃至泪目，因为她在“像写墓志铭一样写诗”。以这样的决心与觉悟写出的诗歌，怎么会不带有特殊的“口音和脾气”呢！

在这里，我想以白玛所写的故乡与田园为例，对诗人作品的“口音和脾气”进行辨析。先来看《我们村的冬天》的开篇：“一年不能忙到头/我们村也要歇歇/河沟要冻起来/铁锨收到门后”。相信读者不难发现，白玛常在民谚、俗话或俚语的解构中反向接驳作品主旨。为什么“一年不能忙到头”？显然，忙不是目的———不能为忙而忙———它只是手段；也许闲才是生活的目的，因为它充满了欢乐。因此，起句注定会让读者脑补那句“一年忙到头”的俗话或俚语，脑补之后会想到它表达的是生活的疲惫甚至抱怨；而诗人正是要解构那份疲惫或抱怨，反向表达出生活中朴素的愉悦和喜感。由于“我们村也要歇歇”，所以“河沟要冻起来”。两个“要”字，达成因果，让我不禁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美的主客观论争；无需论争了，只要看到白玛这么有趣的诗句，就一定会明白并且相信，美是审美主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说到对民谚或俚语的反向接驳，且暂别此诗，来看诗人的《田园赋》：“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种下一亩玉米，长出一群抱孩子的小媳妇/我种南瓜，长成了蛤蟆和鼓/种下汗水，收获的还是苦日子/趁天黑种下芝麻和石头，瞅瞅头顶夜空，什么都有！”这首诗可谓精美绝伦，令人乐不可支。我很乐于猜想白玛是在写玉米抱穗，还是在写青纱帐里青年男女的爱情成果？是在写南瓜收获时的夏夜蛙鸣，还是在写万圣节的南瓜雕刻？不管怎样，这种快乐猜想总能让我收获阅读的审美愉悦，忍不住想要放弃对作品题旨的探析。当然，放弃无疑是轻率和懒惰的，因为作品题旨的苦乐辩证固在，特别是末句，富有箴言谶语属性，用奇妙的意象有趣地绾结了瑰丽的遐想和深邃的理念。说到有趣，继续回看《我们村的冬天》：“霜落一地/日子忽然变得蓬松/杀猪的磨刀霍霍/提亲的换上新鞋”,多么微妙的通感表达！多么富有喜感的乡村冬景！也许杀猪与提亲，才是“一年忙到头”的目的；也许“磨刀霍霍”和“换上新鞋”才是“一年不能忙到头”的原因。村里人的生息繁衍是欣然的，年终岁末更为喜庆。当您以为诗人只会对人类的生活单线平涂，白玛却忽然宕开一笔：“一只黑山羊散步到村外/不知为何有了零星的感伤”。仿佛受到人类感染，家畜们也有了心事，但谁会“换上新鞋”来为它提亲？说不定还会成为“磨刀霍霍”的对象呢，自然不免感伤。不只是动物有感，“稻草垛在思念一场雪/树木一言不发”，表达了动植物们各怀心事。这种将单向的人类生活向大千维度的延展，让作品的叙事题旨顿时变得深厚与丰富起来。最后看结句：“哪怕过年没有新衣裳/我也是村里最俊的姑娘”！自然界尚且心事重重，“过年”时的抒情主人公呢？想要什么？———新衣裳。那年那月那日那时，那也许是乡村女孩最大和最强烈的愿望了。为什么想要“新衣裳”？她是女孩，她爱美，她想在过年时俊俏起来；但是，她就像那只黑山羊，不，她就是那只黑山羊，“散步到村外/不知为何有了零星的感伤”。她能有“新衣裳”吗？不能。即使有人“磨刀霍霍”，有人“换上新鞋”，她依然“没有新衣裳”。没有，怎么办？———“哪怕过年没有新衣裳/我也是村里最俊的姑娘”！这样的自顾自怜与自信，令人瞬间动容，完美绾结全诗，的确构成了白玛诗歌特殊的“口音和脾气”。

白玛诗歌具有怎样特殊的“口音和脾气”？她写青春（《私奔》），写少年心（《海妖》），无限狂野，极度沧桑，“像只废轮胎”（《海滨疗养院》），却依然钟情狮子（《理想与现实》《狮子》），写尽生命的不羁；她写二人世界，一句“你不在，你无处不在”，便成就思念情绪的极限表达，达至诗语的唯一（《你无处不在》）；她写二人世界情感的单向性，以“给你看”“不能/给你看”和“你从未看见”构建诗脉肌理；她写人伦亲情，仅七段便让关系紧张到“亲近和敌对的他人”，成为必须躬谢的父亲（《寄给父亲的七段》）；她写自己与故乡、与异域、与自然的关系，意象奇瑰，巫性跳脱，爱意、歉意与谢意沉潜其间，俏皮、狐疑与疼痛无处不在……诗集中的301首诗编排无时序、不分辑，可自由组合，又可随意拆分；从而自我循环，达至无限。颇有意味的是，她为诗集取名《乌有镇之恋》；镇既为“乌有”，恋自然无垠。她写广袤的世界，其实是在写她自由的灵魂。

​三十六年来，我一直想为白玛写篇诗评。几年前，她将海风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信使在途中》寄给我时，我便告诉她有写诗评的想法。事实上我也确实在写，但又几度废稿，因为对自己的文字很不满意，觉得所写无法配得上白玛的诗句，哪怕一行。此刻我得承认，白玛的诗歌可以感知和领悟，却不可评论或叙说。正如“第一义不可说”，当我说时已是“第二义”，盖因她的诗歌“妙处难与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