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张晨晨）不久前，本报刊出《难道吴承恩记错了？港城七旬老人“校改”西游记》的文章，讲述了我市一位地方文史爱好者封其灿就《西游记》中提及的《圣教序》与真实存在的《唐雁塔圣教序》“有出入”，对此不懈求解的过程。此举获得了不少权威人士的反馈和支持，同时也获得了海峡对岸台湾出版人士的重视。
与此同时，我市两位专家学者也对此予以了关注，他们对封其灿的严谨态度表示了赞赏，但也表达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小说创作不是治史，将真实历史与小说演绎完全挂钩，未免有些武断。对此，记者约请了这两位专家，一位是《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副主编徐习军，一位是《西游记》研究学者李洪甫，请他们与封其灿共同对话，以期进一步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为何不同版本《西游记》中的《圣教序》会有出入？
封其灿：懂些历史的人都知道，《圣教序》是唐太宗的作品，后经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褚遂良书写，雕刻成碑，嵌在慈恩寺大雁塔里，史称《唐雁塔圣教序》，在《西游记》有全文刊载。不过一次偶然，我却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1980年版）《西游记》里的《圣教序》跟原碑有出入。为保险起见，我还在书店买到最具权威性的世德堂本的《西游记》对照，后者相关内容跟碑文一致，连标点符号都不差，那就说明有一方是错误的。
正疑惑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了第三版《西游记》，没想到这版里不仅含有第二版中的错误，还增加了若干错误。经我查勘，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西游记》中，涉及《圣教序》的部分，有93个错误，而第三版中则有112个。此外，在“台灣書房”版的《西游记》中，我也找出了32处错误，其他版本错误与第二版基本相同。错误率最少的算是《永乐大典》里涉及的，但也有20多处。
徐习军：“圣教序”既是圣旨又是名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因为“原碑在”，所以独尊《唐雁塔圣教序》，难道《西游记》作者引用就一定是它？封先生也承认，从唐太宗酝酿成文，到褚遂良记录成章，再由褚遂良书丹，前后经历8年，可以说，《圣教序》中每一个字都是千锤百炼，尔后经无数人、上千年的传抄，又有人作了想象性修改补充，最后被名著所收录，因此书中记载与原碑有较大差别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即便《西游记》作者也和封先生一样“独尊”《唐雁塔圣教序》，也实在无从考证褚遂良书撰和石工雕刻时是否有讹，因为也只能相对比较“正确”。即便正确也允许作者将其写进《西游记》时“取舍”或根据创作需要“篡改”。
李洪甫：封先生所提及的世德堂本《西游记》是整理校订《西游记》的最权威底本，刻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423年。封先生所言书店可买到，且有与今天“一模一样”的“标点符号”。这是不可能的，标点符号的推广，迄今不过百年之久。依据封先生的说法，你买到的该是“人文本”《西游记》。正如那本书中自述，“本书是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就明刊本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摄影的胶卷，并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整理的，初版于1955年，以后印过多次，这次重排，又用世德堂本作了覆校”。虽态度严谨，方法科学，经得起历史考验，不过，但凡做任何工作都会有一定的时代需要和相应局限性，这是不可抗的因素，故而有所“出入”在所难免。
小说创演能不能趋同于正史纪实？
封其灿：正因《圣教序》是名文名碑，又被名著收录，其研究价值极大。它不仅为中国人所喜爱，且影响全世界，有丝毫马虎，就会出现历史误差。例如碑文记载了唐僧取经所用时间，原文是“周游西宇，十有七年”，《西游记》中却是“十有四年”，最具权威的英文版《西游记》，就按此说法翻译为了“十有四年”。
而关于唐僧带回多少经文，碑文记载是“凡六百五十七部”，《西游记》中是“三十五部”，英文版《西游记》也同此对待。我觉得，这是个具备“蝴蝶效应”的连锁问题，这种态度，会造成中国文化在外面的传承传播问题。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宁可无也不能错。因为文学的反映是社会现实，文学必须尊重历史。
徐习军：小说作为典型的虚构文体，即便是真实史料、真实故事，一旦用于小说，则均为“小说素材”，小说作者对创作素材选取是根据创作需要而取舍的。常识告诉人们，小说可演绎历史，但小说并不是历史。
如果对小说也像对待史料一样进行比勘，那么唐僧取经自长安出发，一路西行何以到得了东海岸边？西天取经故事自西域流传，连云港的“花果山”何以留下烙印？所以，《西游记》中的唐太宗和唐僧皆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里的李世民和唐玄奘。再举个例子，历史上的唐僧是洛阳堰师陈留人，不是小说里的“海州人”，他不但未被唐太宗封为御弟，而且是私自越境西游。
李洪甫：小说之创演不能趋同于正史纪实，这是常识。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之所以能名扬海内外，正是经各代人士创演的结果。小说创作与正史纪实是两个不同向度，不仅是小说作者不会在《西游记》中照抄《圣教序》，许多小说名著都与史实有诸多相悖之处，正是这些小说家可贵的创演，才使得文艺作品具有了超脱史实的艺术魅力。
所以，这不是可以见仁见智的话题，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文学准则。不只是《西游记》，同样的道理，从来没有人会用正史《三国志》里的《出师表》去“校改”《三国演义》，更不会有人用唐伯虎的《落花诗》去“校改”《红楼梦》里的“葬花词”。吴承恩的《西游记》在转述《圣教序》时作大体量的省略、改换、添加，正体现了小说的典型体征和题材特色。
回信内容能作为学术观点吗？
封其灿：我曾给组织出版第三版《西游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周绚隆去信，获得了肯定答复。中国《西游记》学会会长阎凤梧也给我回复：“从现有资料看，《西游记》中的《圣教序》确实有误。作者的记忆、书写，都可能发生误差。”此外，他还给出了出版物出现误差的一般解释：古代文献最可靠的有两种：一种是作者的亲笔书稿，一种是碑刻实物或拓片。其他抄件、刻本，都难免有错，当代的印刷品也是如此。
李洪甫：2012年，连云港《西游记》文化节期间，我与周绚隆先生就此晤谈过。这位与我们合作校订《西游记》第三版并支持我们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重新整理校注《西游记》”的周先生坦言，信件内容不涉及学术探讨。周绚隆起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西游记》的《修订说明》，署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2010年5月”，放在紧依版权页的第一页。修订过程中，先由我提供给他们全部校勘成果，再由编辑部与其斟酌取舍，最后定稿。现在，这个新修订本的质量，比原来的整理本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徐习军：封先生提及的“中国《西游记》学会会长阎凤梧”，应是山西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查国家民政部民问组织网，中国尚不存在一个叫“中国《西游记》学会”的组织机构，更没有所谓的会长“阎凤梧”，在民政部正式注册“西游记文化研究会”之前，业界存在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会长也并非阎凤梧。当然，学术观点，也不关乎提出者的身份职位。
话说回来，信件回复本就是比较私人的东西，一般没有严格带着学术态度去回复，以生活常识和我的经验来论，除学术争鸣性的信件会较真外，对求学者的来信一般没有人会去严肃批评的，而大多会有些褒奖溢美之词的。所以封先生还不能“太较真”。但归根结底，封先生对待我国文学经典和历史严谨严肃严苛的精神，十分令人赞赏。在全民阅读活动蓬勃开展的今天，就是有了像封先生这样的人，连云港的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进一步拥抱经典，充分地领略博大精深的西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