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盐业老专家薛存德
【连网】（记者 张晨晨 胡宝明 李传鑫/文图）新中国成立后，我市的工业格局基本算得上“三分天下”，制盐业、磷矿业与港口运输，这也跟我市的地理区位和资源分布有关；这三大产业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我市工业水准的提升。但“三足鼎立”的背后，离不开一批老科技工作者的筚路蓝缕、开荒拓野，他们为我市的工业发展、技术进步，贡献了火热的青春。
今天，我们就走近几位“老科技工作者”，他们或已驾鹤西去，或是耄耋暮年，但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能听到那个年代的“青春颂歌”。
任利戈（左）与工人研究冬季如何产制特级盐的问题。
淮北盐场的“拓荒者”
“我是华中建设大学民运系第一期学员。抗战胜利后，因形势需要提前结业，随军参加了解放宝应、淮阴战斗，一个月后，我和其他62名同学奉命参加接管淮北盐场工作，从此便与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电话里，91岁的任利戈仔细回忆道———2002年，他随迁到了南京鼓楼区居住，如今正安享晚年。
“我出生在盐城农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师，我从小耳濡目染，知道科技救国、报效国家的道理。”而接管淮北盐场使他钟情上了盐业。任利戈说，淮北盐场是我国著名的四大海盐产区之一，闻名遐迩；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它还被我党称为“华中金库”。“我们刚到时，主要任务是运盐。过了两个月，领导单派我一人到圩务所工作，主要负责盐业生产。”当时，国民党不想放弃，调集军队大举进犯，企图抢占淮北盐场，从而发生了“三进两出”陈家港的战斗。
“我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推进淮盐技术的进步。”任利戈说，“淮北盐场地处偏僻海边，一片荒凉。后来，同学们陆续调到上海、北京等地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只剩下我和另外十几名同学。”离开盐场的同学，职务、待遇上去了，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改善了，这对他们多少有些影响，但他最终还是留下了。“我在盐场一干就是40年，围绕天时利用、盐田技改、提高盐质、塑造苦技术四个重点问题进行研究。”
因此，任利戈从一名建大普通学员，成长为一个对海盐生产有些造诣的人。而薛存德也是这么一位老科技工作者，还曾跟任利戈合作编写了《汇报》等盐业著作。时年76岁高龄的他，曾历任台北盐场技术员、副工长、江苏盐业总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等职。在位于市民广场附近的老职工活动中心，他对记者喃喃回忆：为推进淮盐技术进步，我们从不敢有丝毫懈怠。但要在制盐工程技术方面能有所造诣，光靠对这项工作的热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潜下心来去钻研学习。在这方面，可以说，他们都花费了一生的心血。
“我们向全国兄弟盐区学习，特别是天津长芦盐场，他们‘新、深、长’的优质高产的制盐技术比淮盐高出一个档次。”此外，他还去美国、日本、南非考察，并结合淮盐实际进行技术创新；使氯化钠的含纯度、水分、可溶性杂质、不溶物等主要技术质量指标进入国内先进水平，并连续五年对日输出达百万吨，多次获得日方超标奖励。
锦屏磷矿的“播种者”
众所周知，锦屏磷矿是我国第一座大型磷矿，同时也是全国矿业人才的摇篮。为更好地开发磷矿和培养建设人才，1958年以后，中央化工部又在这里建立了矿校，“文革”后成立矿业工人大学；1980年5月成立矿业专科学校，为全国输送无数采矿人才。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磷矿上就活跃着一批采矿人才，崔毓珊就是其中之一。
崔毓珊已去世良久，笔者无法与之对话，但从市委统战部原部长张学贤处，笔者搜集到一些他的资料，得以重新了解这位为我市矿业发展呕心沥血的老科技工作者。“解放前，崔毓珊在旅顺工科大学学采矿，1944年来到锦屏磷矿。”张学贤介绍道：他一直是这个矿的技术员。1948年冬天，连云港解放了，锦屏磷矿获得新生。崔毓珊当即投入革命队伍，兴高采烈地参加接管磷矿工作。在那些日日夜夜，他把日伪时期的技术资料翻译、整理出来，把抛撒的各种物资收拾管理起来，把毁坏的机械修配利用起来，使矿山很快恢复生产。
第二年夏季的一天，当时的新海特委书记谷牧前来磷矿检查工作，崔毓珊详细介绍了磷矿资源、开发规划和产品用途，谷牧对他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精神给与了赞许。紧接着，锦屏磷矿由露天开采转入井下开采，现在东山采矿场兴建了第一口竖井，井口搭起了第一排工棚。崔毓珊和干部、职工同住同下井，一面具体指导生产，一面讲授采矿知识，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而在锦屏磷矿大规模扩建时期，他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翻山越岭勘察厂址，广泛收集基础资料，会同设计部门制定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磷矿采选联合企业的设计方案，提前建成投产。文革期间，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帮助下，他还成功地推广了“深孔钻眼挤压爆破”先进技术，提高了采矿工效，降低了生产费用。
在解放后人才辈出的30余年里，他也像在矿山建设中做出许多工作一样，帮助党组织培养出一大批开发矿山的技术人才。随着事业的发展，上级陆续分配给这个矿大毕业生94名“徒弟”，也都受到信任和重用。有一位大专毕业的技术干部严敏斋，1955年调到锦屏磷矿，从技术员到工程师，从一般技术干部到矿长，他说：崔总给我许多帮助啊！
正是有了像崔毓珊一样的“播种者”，人才培养和输出源源不断。曾担任过矿党委书记的李忆群，1951年从部队转业到锦屏磷矿时，对矿山生产一窍不通。他便从头来起，对地质、采矿等进行系统学习。为了更好地学技术、学管理，还从头学文化、学数学。他除去和干部、工人一起上技术夜校，听业务讲座以外，还请工程师、技术员单独讲授，常常在宿舍自习到深夜。经过10多年的认真努力，成为一名懂技术、会管理、能抓关键的内行领导。
港口建设的老专家王功卿
港口建设的“急先锋”
“我不是科技工作者，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统称，我只能算是技术员。”在位于墟沟街道荷花街的家中，港口集团老领导、80多岁的王功卿对记者侃侃而谈。他所住的四楼，窗口正对港口。据王老介绍，他经常站在窗前，“检阅”船舶进出港、“指点”码头生产。“以前那都是一片滩涂，落潮时，到处都是捕鱼的，如今却成了集装箱码头。”他感慨这物是人非；而诸如金镠、赵泳等同辈老科技工作者，或天各一方，或已离开人世。
1963年夏，王功卿从上海海运学院毕业，分配到连云港。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一捆书，就在连云港落户了。“眼前的连云港比想象中还要差，两个五六十米宽只能停靠两艘3000吨船只的码头破破烂烂。杂货装卸时，人抬肩扛的，卸煤车也是人工抬，装煤的皮带机靠人工推，高潮时船还不能装煤，要人工用小板车加大筐送到码头前方的皮带机上。”他一边回忆，一边执笔在纸上画出当时港口的样貌。
1963年的普通中国人大都是文盲半文盲的，而有一肚子墨水的王功卿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他深入一线，与工人栉风沐雨，和衷共济。王功卿回忆，搞“三五”规划，他担任了工艺设计任务。在1964年国庆节到来前，他们按时报出了设计方案，一个为万吨级码头方案。在向上级汇报方案时，王功卿刚提到万吨级码头时，就有一位听汇报的领导跳起来：“胡闹！我在连云港干过局长，那里怎么能建万吨级码头呀！全是淤泥，而且回淤严重。”
这当头一棒，并没有把这个年轻而又不乏锐气的技术员吓倒。他积极向领导建议：要搞清连云港的回淤问题，把万吨级码头建立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对此，港务局领导十分重视他的建议。在交通部、水规院领导的支持下，港口邀请了南京科研所、华东水利学院等单位，参加人员由几人、十几人到几十人，动用的测量船舶最多达30多条。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们掌握了连云港港口有关回淤问题的大量资料和详细情况，证明了在连云港建万吨级码头是可行的。在这个科学结论面前，王功卿心花怒放。最终，在1968年，交通部批准：同意在连云港建设万吨级煤码头。
王功卿心里有他的大目标，把连云港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东方大港；为此，他不遗余力。为提高煤码头的技术水平，选用最理想的装卸机械，他和几个技术员南下北上，对全国的翻车机和散货装船机进行了考察。“时值1966年至1967年，正是全国停产闹革命的时候，我们却北上哈尔滨，南下海南岛，东自沿海各港，西到宝鸡、重庆，对翻车机和专业煤码头进行了综合考察。”王功卿说，那时全国港口还没几个使用斗轮堆取料机器。
最终，这个方案受到了交通部领导和技术部门的高度赞扬。
当时，他们评价说：“我们现在的港口多数是解放前建的，不能代表新中国的水平，只有湛江港是解放以后自己设计和建造的。连云港万吨级煤码头技术水平很高，能代表我们新中国的散货码头水平。”这个方案最终得到交通部批准实施。“如今多少年过去了，我也早已退休。但看着眼前的码头变迁，塔吊林立，我很自信参与了这个东方大港的建设，我可以说，无愧于心啊！”王功卿喃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