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旋律咏流传——对红色经典歌曲的随感

2019-10-22 09:53 来源: 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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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网】（金同启）“《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解放军进行曲》《祖国颂》《我和我的祖国》……”在庆祝新中国70岁华诞前后，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旋律在各种场合，在影、视、频等多媒体中再次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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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听到这些熟悉的红色旋律，就会心潮澎湃，激情难抑。复苏了的记忆投影，重现一个个鲜活、动人的红色故事，呈现出我们党浴血荣光的交响史诗；每当我听到这些红色歌曲，就会热血沸腾，激情燃烧，唤醒历史的河床，展现出我们的祖国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再现气势磅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宏伟画卷……

结缘红色经典歌曲

红色旋律即红色歌曲，就是赞扬和歌颂革命和祖国建设的歌曲。如红军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进步歌曲。它们普遍具有浓韵的感情基调，有较强的节奏感。

我对红色经典歌曲的喜爱缘自我的家庭环境和所处的时代。我出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初，自幼便受到家乡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母亲毕业于新海连市林校，在当时农村算是个“知识青年”，喜爱民歌和红歌的她，是最早教我唱歌的启蒙老师，旋律优美的红歌，让幼小的我开始对唱歌产生了兴趣。5岁时跟母亲学会了唱《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除了跟母亲学唱歌，我还跟村里的“大广播”学唱红色经典歌曲。“文革”爆发后，“红色”浪潮席卷全国，“红歌”回响在中华大地。我家住在中云公社（现为中云街道办事处）大礼堂附近，当时公社广播大喇叭每天除了播新闻，更多是播放各种红歌唱片，那时，“大广播”一响，全村的人都能听到。因此，我学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这些歌曲伴随着信仰而打下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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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各地大唱革命样板戏，跟父母与广播喇叭学会了很多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插曲。那时所唱的红歌单一，以样板戏为主，全国“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广播里不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就是“朔风吹，林涛吼……”这些红色旋律的音符染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我学会这些红歌后到处唱着、哼着，稚嫩的童音先是回响在家里，受到大人鼓励后，便到邻居家、亲戚家唱……

1971年，我在小学上二年级时，从广播里不时传来清新、高亢而优美的陕北红色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让我为之一振，我马上跟着广播学唱，但这些乐曲播放次数较少，且唱词难记。正当我为之发愁时，父亲帮我解了难题，当时他在赣榆县给我买来了一本《陕北革命民歌选》，除了上面两首歌，还有《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我如获至宝，带到学校拿出新歌本学唱，老师获悉后借阅，第二天就在班里教唱，不久整个学校在传唱。从此，我爱上了刚毅、沉郁、宏壮的陕北红色民歌和信天游。

当时红色经典的旋律天天回荡在校园上空。我们上学放学唱红歌，课堂上老师教唱红歌，连学农时下地干活都唱红歌，学校操场集中开会不仅唱红歌，各班还要拉歌比赛唱，遇到重要节假日，各班还要举行革命歌曲表演唱等，当时传唱的红歌有《东方红》《国际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还有一些电影插曲《青松岭》《英雄儿女》《红星歌》……那时候，校园内外到处歌声荡漾，当时，学生们的物质生活虽较匮乏，但精神生活丰富，充满活力。

我学生时代的记忆深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5年秋唱《长征组歌》，当时我在中云中学上初二。之前，我已读过反映红军长征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红色书籍。从书中了解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因而，对反映这段红色历史的《长征组歌》比同龄人有着更多的理解和喜爱。组歌共分为《告别》、《大会师》等10个部分。当时，教唱我们组歌的是教语文课的苏老师，他选取其中的一首《过雪山草地》。他不仅教我们唱歌，教我们理解这些音乐，还讲述组歌创作背景，让我们感受红军指战员那种不屈不挠、艰苦卓绝、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从此，我便深深爱上曲调动人优美、语言深刻凝炼，颂扬长征精神的《长征组歌》。

70年代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不仅唱红歌，还演红歌。1976年4月，中云中学组织了歌咏队，以诗朗诵、领唱、合唱的形式，歌咏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先是由苏老师挑选歌咏队员，然后再一遍遍教唱、排练，经过一月的排练，5月中旬，在公社大礼堂拉开帷幕，近百人歌咏队统一着白衬衫，穿蓝裤子，每人都化装。音乐老师们将全校能用的乐器搬去伴奏，胡老师戴着白手套，手拿银色指挥棒，大礼堂内灯光璀璨，队员们激情演唱，当唱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气氛被推向高潮，歌声和掌声如潮，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超级视觉“盛宴”。

记忆最深的是1977年我上高二时，我第一次扮演红军战士，参加学校的表演唱《十送红军》节目。当时，教语文的张老师才艺双全，为了增强演出效果，要求我们参加演出的同学要全部头戴八角帽，穿上红军军服，绑着绑腿。为了增强历史“厚重”感，张老师还加上一段台词：“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结果，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

“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打倒“四人帮”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一些“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歌曲重见天日，上百首尘封已久的优秀红色经典歌曲再次回响在中华大地，我常唱的红歌有：《南泥湾》《延安颂》《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等等。

年少时唱红歌，给我留下最美好回忆的是我的家庭“演唱会”。父亲毕业于海州师范，做过小学教师，当过区文化站站长，吹拉弹唱都会，当时母亲是民办教师，也是个“歌迷”，我们兄妹三人都喜欢唱红歌。大妹金同演唱得最好，年仅9岁时就参加公社宣传队，独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小妹金同唱也不俗，从小学、中学到海师一直是学校宣传队员；我唱得较差些，但我能唱的歌较多。每到周六、周日晚上家里的“演唱会”会如期开始，那可是家里最开心、最热闹之时，兄妹三人轮番演唱，父亲拉二胡伴奏，母亲则点评。每次大妹唱得最好，我虽是家里老大，却排名最后，但我常以所唱歌曲的数量多取胜。可能是为了留存这美好的记忆，父亲当时在写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就用我们兄妹三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成“启演唱”。此后，爱好唱红歌成了“家风”，薪火相传，如今，我的孙女刚两岁多些就能用稚嫩的童音唱完整首《北风吹》，唱出整段的《我的祖国》、《过雪山草地》……

1979年我走上乡广播站工作岗位，有了结缘更多红色旋律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市电台的“每周一歌”节目是我的最爱，节目不仅教唱歌，还对歌曲进行评析，我跟着这个广播节目不仅学会了百首以上的红色经典歌曲，还提高了对红歌的鉴赏水平。此外，我还跟着广播学会了黄梅戏、淮海戏、京剧中的许多戏曲唱段，并在工作中传扬红色旋律。2006年，我参加“沿海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时任社长邸占山带着我们报道组到河北、辽宁省的七个市采访时，晚上与报社同仁相聚时，我欣然唱起《见到你们格外亲》、《乌苏里船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在座的同行又找回往日的豪迈与激情，引发他们美好的回忆，赢得他们的喝彩，营造了热烈友好氛围，建立了深厚情谊，也促进了该报道完美“收官”。

求解红色旋律的密码

应该说唱红歌、演红歌、传颂红歌只是我喜爱红歌的第一阶段，它更多地停留在视听的感性认识上。而研究红歌，了解其创作背景、过程、发生故事及艺术特色，进而挖掘其内涵，是我喜爱红歌的第二阶段，即对红歌进行理性思维，用历史思维，多视角、全方位、立体化考量……多年来，我为了研究红色旋律的“密码”，用心用情地研读大量党史、军史、红色书籍、革命诗词，反复观看、感悟所涉及的电影、电视、视频、音像资料等，深刻把握红歌的内涵精神，不仅感受到红色旋律的革命性和艺术美，更使我精神为之震撼，心灵为之净化，人生为之影响……

红色歌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坚定的信仰，充溢红色精神。其代表当数《长征组歌》，而《过雪山草地》又是组歌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歌曲之一。歌词充满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它优美的曲调，沁人的旋律，现在每每听来都是感慨万千。这首歌也是周总理生前最喜爱唱的两首歌之一。其中歌词“革命理想高于天”，习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讲过。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是“军中才子”肖华。他十七岁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参加长征时才十八岁，过草地时任师政委；1955年授军衔时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1964年任总政治部主任，当年4月，肖华患肝炎到杭州疗养。作为长征的亲历者，肖华熟悉当年所有的战役、战斗，他忆起当年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经常夜不能寐，往往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奋笔疾书，写诗作词，激情和泪水湿透了纸背。为了创作《长征组歌》，肖华在杭州的一座小楼里，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论述，研读了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体重减轻了好多。几个月后终于写出了《长征组歌》初稿，又反复征求意见，于1964年11月基本定稿。当年在京、津、沪等地演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誉为是我国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并入选为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类似题材内容的红歌还有《十送红军》《红星照我去战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等。

红色歌曲除了红色精神，还兼具历史性、艺术性和词曲美。《黄河大合唱》以变化万千的长诗，气势恢宏的乐章，唱遍了全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８０年来这首歌曲经久不衰。１９３５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冼星海回到了祖国，１９３８年秋，冼星海收到延安鲁艺的聘书，离开了武汉，又途经西安，然后乘坐一辆救护车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后，他成功创作了首部民族形式的《生产大合唱》，但他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民乐的基础上融入西洋音乐，从而创作出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当时，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在黄河两岸的革命根据地活动时，不慎坠马摔伤左臂，被送到延安治疗。之前，两人曾合作过多首歌曲，知道老朋友受伤，冼星海前去探望。交谈中，光未然向冼星海谈起了自己渡黄河时的经历，从壶口飞泻而下的激流，在宽阔的河面上汹涌奔腾成一片怒涛狂澜，船夫们喊着不同的号子，伴着隆隆涛声，撼人心弦。一番描述，让冼星海胸中奔腾激荡，想与光未然再一次合作，而光未然也按捺不住创作和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写出了长诗《黄河吟》，并立即找来冼星海，在窑洞里朗诵了这首长诗，冼星海一把握住光未然的手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将它写好！”两人商量，把《黄河吟》改写成八首乐章组成一个大合唱，并起名为《黄河大合唱》。为了争分夺秒，冼星海把自己关在简陋的窑洞里，当时天气非常冷，他正患感冒，找来一块小木板，就坐在炕上写，一会儿伏案疾书，一会儿唱，一会儿指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去。在创作艰苦时，冼星海想让妻子为他做一点甜点激发灵感，可当时的延安根本没有什么甜点可吃。于是妻子想买点白糖蘸着吃，结果没有买到。光未然知道了就托人借了两斤白糖给冼星海送去，他作曲时写上几句，就抓一把白糖，放到嘴里，然后飞快地在纸上写下一串音符，靠着这借来的两斤白糖，冼星海思如泉涌，创作出中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作品。

１９３９年５月，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延安大礼堂激情演出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演出快要结束时，毛主席激动得站了起来鼓掌，连着喊了三声“好！”。《黄河大合唱》在抗战时期是一面旗帜，更是吹响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号角。时至今日，我每次唱起它，仍然有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万众一心不可战胜的力量喷薄而出，激励着我遇难而上，奋进向上！我爱唱的内容相似的歌曲还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延安颂》、《东方红》《南泥湾》《解放区的天》等等。

红色歌曲具有革命性、战斗性、艺术性，彰显出英雄主义、乐观主义。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大批爱国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革命热情奔赴了延安。在人群中有一位身背小提琴名叫郑律成的朝鲜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到了延安后，被安排到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

一首歌曲能否广泛流传，曲调很重要，当然歌词也同样重要。郑律成擅长谱曲，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一个人称“博士”的青年诗人公木。从此，两个人惺惺相惜，一个写诗，一个写曲。1９３９年春，《黄河大合唱》广为流传，郑律成很受鼓舞，他向公木建议：“咱们也写给大合唱吧，你写一组诗，我来谱上曲。”“咱们写什么呢？就写八路军吧”，两人商量后，公木就先作词，然后反复修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了才脱稿。就这样，在不到七天的时间里，公木就创作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等八首歌词，郑律成在看到歌词后兴奋不已，立即开始谱曲。经过郑律成和公木一番呕心沥血的琢磨，《八路军大合唱》的编曲完成了。《八路军进行曲》旋律浑厚深沉，歌词蕴涵无穷的力量，把八路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用铿锵有力、热情奔放的语言，表现了出来，在那个时候成为动员和激励广大军民团结抗战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这个歌曲演出以后，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热烈赞扬。《八路军大合唱》像长了翅膀，不仅在延安的山山岭岭回荡，很快就传到前方，唱到了各个根据地，受到八路军官兵的肯定和赞扬。后来，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公木作为唯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主席紧紧握住公木的手说：“你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希望你今后多写反映兵的作品。”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更名后成为军歌的歌词做了改动。但它依然是进军的号角，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39年诞生到几经修改最终确立，军歌伴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也见证了人民战争的胜利。类似的红歌还有《新四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的岁月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优美的被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歌曲，这些红色旋律曲曲深情，感人至深，充满昂扬激情。这些歌曲的代表作：《祖国颂》《我的祖国》《怀念战友》《洪湖水浪打浪》《英雄赞歌》《娘子军连歌》《地道战》《红星歌》……

这类经典红歌中我喜爱唱的有三首：一是《祖国颂》，这首歌是著名作曲家刘炽为１９５７年的纪录片《祖国颂》创作的主题曲，这首气势恢宏的大型合唱作品旋律宽广、速度从容、气势宏伟，满怀激情地赞颂了新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整首歌意境高远，撼人心魄，民族自豪感充溢其间。二是《我的祖国》，这是为电影《上甘岭》所作的插曲，歌曲采用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的笔调表达了志愿军战士热爱祖国的感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首歌的曲调既有开篇独唱部分的空灵优美，又有副歌部分的慷慨激昂，它旋律优美、节奏鲜明，深受人们的喜爱。三是《英雄赞歌》，这首歌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一。作品中歌词与旋律结合得丝丝入扣，浑然一体。歌曲中体现出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真挚感人，雄壮而优美，庄严而激情，整个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表达出对伟大祖国炽热的感情。

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每每唱起这类红歌都会激情燃烧，时时有着想当英雄的冲动，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出生在战争年代，没能在炮火连天的硝烟中“双手紧握爆破筒”将敌人腐烂变泥土，成为“勇士辉煌化金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建设中，许多新红歌像美丽的礼花绽开在神州大地上。这些红色旋律已经成为时代风韵，这些红色的旋律在润物细无声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代表作品有：《祝酒歌》《绒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难忘今宵》《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西部放歌》《江山》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祝酒歌》，它创作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当时，我刚走上工作岗位，听到这首清新明快，以跳跃的节奏，抒情的气质见长的新红歌后立刻喜欢上它，高兴时唱着抒发情感，烦闷时唱着排解愁绪。在歌唱家李光羲的经典演绎之后，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一代颂歌。

或许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广播站的缘故吧，当《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广播中一经播放，我就被这首歌颂家乡、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新红歌吸引。它歌词朴实、曲调优美流畅，朗朗上口，通过对家乡充满希望的赞美，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起来，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变化、新面貌，又憧憬着富裕、兴旺而幸福的未来。因而，每当乡里开大会，我就在广播中首选这支很“接地气”的歌曲来烘托气氛，鼓舞干群士气。

我喜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则是因为这首歌契合当时我们年经人的特质和时代性，它创作和传唱于１９８０年，那时我18岁，听着这首歌词新颖，形象鲜明、欢快流畅的旋律，并充分展现了８０年代新青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的新红歌，感到唱的正是自己所思所盼所为……

我喜欢《西部放歌》，是因为这首歌中含有陕北民歌信天游的音乐素材，而我却酷爱唱陕北民歌。歌曲反映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加之优美大气的曲调，醇厚热烈的歌词，使其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我的喜爱。2012年，我随报社领导到西宁商谈创办《东中西导报》，在晚上与当地同行聚会时曾引吭高歌《西部放歌》，因我唱得情真意切，虽然唱的“艺术分”不算高，但唱的“感情分”却很高，赢得同行的叫好！

传承蕴含的红色精神

红色的歌曲大都是经典，而经典是永恒的，是百唱不厌的。为什么红歌能成为经典，而历久弥新？

多年来我醉心于对红色歌曲的传唱和研究，经历了“传唱———研究———再传唱———再研究……的循环往复过程”，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复研究，我深刻感悟到红歌能成为经典而久唱不衰，缘于蕴含的“红色精神”和“艺术美”，是精彩内容与优美形式的统一。那么，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从红色经典歌曲中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们应该向创造红色经典的老一辈优秀文艺工作者学习什么？……

红歌中蕴含着的红色精神有忠于信仰，忠于党，坚守理想，热爱祖国，挚爱人民，赞扬正义、勇敢，积极向上，弘扬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配之积极向上的红色音符，优美的旋律，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这些红色精神使红歌传递正能量，让红色旋律触动人的心灵，并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这天，西安学联组织各校学生上街示威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上街游行时被军警打伤，学生们非常愤怒，这时学生队伍唱起了《松花江上》，学生悲愤地唱着《松花江上》深深地感染了，也打动了张学良将军，他说：“请大家相信我，一周左右就会有消息告诉你们。”劝退学生后，张学良果然没有食言，三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从此，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宝塔山下的延河岸边，《黄河大合唱》成就了一个经典的传奇。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这雄浑史诗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登上了博大苍茫的高原舞台，激发了中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高昂斗志。《论持久战》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而《黄河大合唱》发出的怒吼，可谓是当时民族抗战的最强音。专家评说《黄河大合唱》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作，它比千军万马都厉害，动员少人，多少青年唱着《黄河大合唱》参加抗战。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开场白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的祖国》。“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首歌颂家乡、赞美祖国的歌曲，为新中国走向强大、走向繁荣，谱写了最美丽的乐章。

饮水思源，追根究底。当我唱起这一首首动听而优美的红色经典歌曲时，就会想起这些红歌的创作者，他们是灵魂的歌者，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是如何“锻造”这些红色的旋律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

追本求源。创作红歌的大都是经过革命炮火洗礼的文艺工作者，忠诚党和信仰，为了理想信念，不惧牺牲。同时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深入前线、深入生活，深入到工农兵中去，为之创作。他们创作的红歌大都是长期革命的真实感受；在艺术上追求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优秀的作曲家、作词家如刘炽、瞿维、马可、乔羽、雷振邦、马可等。他们把先进的音乐技法与当时的国情相结合，创作了一大批齐唱、合唱为主的电影歌曲和革命红歌。在他们的作品中能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的爱国热情，体现了鲜明的英雄主义和强烈的革命斗志。

1956年夏，著名的作曲家刘炽接到了经过乔羽冥思苦想出来的《我的祖国》歌词，一下子就被词中描绘的诗意场景打动了，这位延安鲁艺出身的冼星海的高徒，被誉为新中国的“旋律之王”，他决心创作好一首献给全国人民都喜爱的曲调。于是，刘炽找来自1949年至1956年间最受人们欢迎的二十几首歌曲，又从中挑选出4首抒情歌曲、6首民歌来研究其歌曲旋律特征，定好了创作方向，他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刘炽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唱，从中揣摩、体会歌曲的奥秘，分析它们的旋律、节奏特点，有时候唱累了，他就用笛子吹，吹累了接着唱。经过反复吟唱，刘炽决心以“纯洁、深情、火热、优美”八字，作为曲词底色。风格旋律一旦定好，跳动的音符从刘炽的笔端流畅地涌出，仅用一周时间，旋律优美、节奏鲜明的歌曲《我的祖国》诞生了，传唱至今，仍百唱不厌。

精益求精、力臻完美是老一辈艺术家深入骨髓的执着追求，更推动其作品迈向经典的高峰。60年代前期，在创作歌剧《江姐》的歌词过程中，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将自己关入“大牢”，为了体验生活，阎肃在当年的大牢过了七天七夜，他还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了沉重的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是钻心地疼，吃饭、睡觉都不能解开，走路得把脚镣拎起来，这种刻入骨髓的“炼狱”生活，使他在进行创作时，一直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为了创作《江姐》的主题曲，阎肃等又到了四川、重庆、成都等地，一次次创作，一次次被“枪毙”，习惯性“闭关”的阎肃再次将自己关在家里苦思冥想，每天他屋里的灯都在亮着，甚至妻子来送饭也不能进屋。经过十多天反复修改，终于成稿，一个简易版的《红梅赞》诞生了。然后经过演员试唱、修改，再试唱、再修改，前前后后20多次才最终确定下来。在巨大的压力下，主题曲《红梅赞》终于创作出来了。1964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观看演出时，《红梅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个月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歌曲的词作者阎肃。

创作了大量电影插曲的著名作曲家雷振邦，有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传世佳作。《怀念战友》《婚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创作、采风、谱曲，而他创作的上百首的电影音乐涉及白族、壮族、塔吉克族等许多民族，可以说博采众长，也形成了他电影音乐的独特魅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作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他克服多少自然灾害、恶劣天气去采风，他说：“我永远坚信，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就是一个作曲家给我们立下的标杆。

这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们用青春、用智慧、用心血为我们的时代留下最美好的印记。每当想起他们，我总是心潮澎湃，充满深深的敬意。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受这些优秀艺术家创作“红歌”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时常与之“对标”，在连云港日报担任农村跑口记者期间，深入农村、深入生活，坚持“三贴近”，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讴歌“三农”，采写了大量反映农民所思所为所盼的优秀作品，收获省报纸一等奖“五连冠”，数十篇作品获省全国地市报一二等奖。担任总编办主任、晚报、日报副总编期间，尽心竭力打造新闻精品，参与策划、组织、采写《青年记者住农家》《农民增收志愿队》《沿海万里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刊》《一带一路有个“我”》等十多个大型系列报道，均获省、全国地市报一二等奖。其中，参与组织、采写的《一带一路有个“我”》首次获江苏新闻奖……

进入新时代，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向创作“红歌”的优秀艺术家们学习，在艰难困苦中磨练自已，自觉“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践行新闻工作者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而采写出更多的“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讴歌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

八十多年来，红色经典歌曲用激情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用热情为我们的党礼赞。今天，我们仍然要深情高奏红色旋律，用真情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汇聚共筑中国梦气势磅礴的正能量!

红色旋律咏流传——对红色经典歌曲的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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