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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汝珍的《受子谱》管窥

【连网】李汝珍《受子谱》如今已十分难觅,就连“李汝珍纪念馆”的馆藏里也没有这本书,该馆所藏的《受子谱选》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7月出版的《受子谱选》,这是与毛初文《受子谱》(嘉庆二十二年刻本)合并而成,“去同存异,得二百多局”之影印本。在广陵版的《受子谱选》的出版说明中明确说“原书的《受子谱序》及《受子谱选序凡例》因与现书不合,不再放在书前”,这样就丢失掉很多关于李汝珍《受子谱》和两百多年前板浦那场公弈的信息,令人遗憾之至。

(一)

李洪甫先生于1989年秋,“在我国四大藏书楼之一,一家著名的图书馆翻检旧籍,意外地觅得《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编纂的围棋专著《受子谱》”,李洪甫先生称觅得此书让他“不禁喜不胜喜,拍案叫绝”,然而,大约这本书太过珍贵,馆里对爱书如命的李洪甫先生也不愿意给予方便,“只能看,不能复印,版权所有,馆规难犯。据说,准予翻阅已经是特殊照顾了”。好在李洪甫先生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二百年前的围棋公赛———李汝珍棋谱著述的发现》(载《中国图书评论》1991年第5期)。

大约因为李汝珍的《受子谱》极为罕见,加之《镜花缘》淹没了李汝珍的其他成就,因而以《受子谱》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甚至介绍也是极其罕见的,除李明友先生的《李汝珍师友年谱》及其论文中涉及到《受子谱》外,李洪甫先生和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乔光辉教授撰写的《李汝珍〈受子谱〉及其与〈镜花缘〉的关系》(载《围棋天地》2011年8月)就成了查遍全网所目见的仅有的两篇。

从李洪甫先生的介绍和乔光辉教授的文中,我们得以窥见李汝珍《受子谱》的一些内容。

(二)

南京图书馆藏有李汝珍撰的《受子谱》,该书的封页背面署《受子谱选》,共两卷,首一卷署“大兴李汝珍松石辑,天津徐廷相辅卿、合肥萧荣修菊如校”,是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刻本。卷首有许祥龄、许乔林所作之序言,继之为李汝珍所撰“凡例”。正文为所选的棋谱,其中受二子(八十局,第三十二局与第二十八局同)、受三子(三十局)、受四子(六十五局)、受五子(二十局)、受六子(九局)、受七子(九局,第八局与第三局同)、受八子(一局)、受九子(一局),共二百一十五局。卷尾附公弈棋谱(一局)并李汝珍《公弈题识》、沈谦《公弈题词》各一篇。

从序言来看,许祥龄序作于“嘉庆丁丑岁季春”,许乔林序作于“嘉庆丁丑岁夏六月”,而李汝珍的“凡例”则作于“丁丑孟秋”,丁丑为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三人所作序与凡例时间呈现先后排列,该书当梓行于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八月以后。

从序、校的作者来看,均为与李汝珍交往甚深之好友。许乔林《受子谱序》:“《隋志》以弈品入兵法。余小知弈,旧喜谈兵。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不以众寡计之者。弈之受子似之。以寡敌众攻,既不利于守势亦孤,惟恃权变机巧,而以偏师制胜,所谓兵不厌诈者也。松石二兄博雅多能,不屑以弈名。而通国之善弈者,咸推服之。尝集近时诸名手《受子谱》,自二子至九子,得二百局有奇。钩心斗角,精妙佚伦,洵为弈家最善之本。初学得之,而门径可循,即高品浏览,亦觉益人神智,抑余窃有念焉。……余虽不能弈,可以由是而得其津梁矣。”由此可见李汝珍兴趣广泛,才能博雅。序末署有“嘉庆丁丑岁夏六月,石华愚弟许乔林撰。”

校订者合肥萧荣修与天津徐廷相,合肥萧荣修,字菊如,有《镜花缘题词》一首,称“谁言作者心,只有明月知”;在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芥子园刊本《镜花缘》前五回中,保留二十四处评点文字。徐廷相生平事迹不考。

(三)

《受子谱》首序者许祥龄,字蔬庵,业医,江苏甘泉(扬州邗江)人,生于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卒年不详。著有《蔬庵诗草》三卷,南京图书馆有藏,内分《舟车集》《垂帘集》《吴门游草》《嘉禾游草》《西湖游草》等。

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里尚藏有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刻本《蔬庵诗草》。南京图书馆《蔬庵诗草》藏本前有秋平老人黄文吻、阮元、阮亨梅、李汝珍四人所作序言以及作者自叙。黄文吻、阮元、阮亨梅的作序时间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孟冬至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之间,惟李汝珍所作的序言为嘉庆丙子(公元1816年)。

在乔光辉、卞慧的《试论许祥龄于李汝珍之交游及其对〈镜花缘〉的点评》(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中记载的序言,与我市彭云老担纲的镜花缘研究小组1984年10月编印的《镜花缘研究》(第二辑)所载文字稍有不同,乔文所引《蔬庵诗草序》似乎更全面。

从李汝珍为许祥龄《蔬庵诗草》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出,他俩“神交久矣”,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始得“亲承风采”,李汝珍对《蔬庵诗草》赞美之辞溢于言表,可见两人情义之深。

(四)

《受子谱》虽是一部围棋棋谱,但该书渗透了李汝珍的弈棋思想,对弈理的深刻体察,学界罕有论及。《受子谱》与《镜花缘》关系重大。作为棋手小说家,其弈理对《镜花缘》的内容、结构、思想均有深刻影响。

李汝珍编撰《受子谱》的目的在于促进围棋的发展。许祥龄《受子谱序》也称:“国弈如圣人,高手如贤者。圣则神而明之,而贤则有大小之差等。然圣即生知? 未尝不由贤等而上之也……余知是谱不独有益于高手,且便于初学,由卑而高,亦犹士希贤,贤希圣,可阶而升也,能无宝诸?”从许祥龄以及上文许乔林的许序中可以看出,李汝珍编撰《受子谱》即在于循序渐进地提升棋手棋力。

《受子谱》的编撰体现了李汝珍的围棋观与围棋的实力。从《受子谱》流露的信息来看,李汝珍的确是一位围棋高手。许乔林序称:“松石二兄博雅多能,不屑以弈名,而通国之善弈者,咸推服之。”许祥龄序则称:“先生虽非国弈几希也,如程粱施范恐先生有所不及,其授二三子者,直可并驾齐驱,至其下皆俯而视之者。”也就是说,李汝珍棋力虽不及国弈,但令“善弈者”推服;如果让二三子,则李汝珍与国弈亦不相上下。李汝珍的棋力应是相当高的。

(五)

李汝珍从围棋史角度总结了清初围棋的发展。他以为黄龙士开创大清一代棋风,其后虽名家辈出,但范西屏最为杰出。李汝珍在《受子谱凡例》中称:“国朝黄月天出异想天开,别创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相继国弈不一,而最著者,则有梁魏今、程兰如、施襄夏、范西屏,时人谓之梁程施范。此以时代先后论也。此四子者,皆新奇独创,高出往古,而范犹为出神入化,想入非非;又或谓之范施程梁,故是谱以范冠诸各篇之首。”在回顾清初围棋发展之后,李汝珍首推范西屏,将范西屏棋谱位于各篇之首。

从李汝珍所撰的“凡例”来看,他对于“受子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受二子”到“受五子”,棋手应注意的情况以及应对措施,李汝珍均作了详细分析。

李汝珍《受子谱》的可贵之处,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受子棋的下法,精选了名家对局,而且还保存了一局他自己的棋谱以及其与友人公弈的棋谱各一局。李汝珍对于棋道的理解,与其对于人生的理解,以及他在《镜花缘》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三者基本类似。“莫逆”之交许祥龄,在《镜花缘》第七十三回评点中指出:“作者本系高手,谈棋自得精致。”由此可见弈棋嗜好对于《镜花缘》的影响。作为棋手,李汝珍对弈理洞察入微;作为小说家,《镜花缘》也流露出人生如棋的沧桑。(陈婕 徐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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